中國福爾摩斯連環“話”丨福爾摩斯在香港

自從1896年第一篇“福爾摩斯探案”小說被翻譯引進中國，到2010年以來大量《神探夏洛克》“同人小說”在中文互聯網世界得到廣泛傳播，福爾摩斯與偵探小說在百年中國的文化歷史發展進程中不斷“顯影”。

一方面，本專欄主要關注福爾摩斯在中國傳播與接受過程中的一些重要且有趣的現象，比如《老殘游記》中的人物竟然也會開口便提到“福爾摩斯”；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作者們熱衷于書寫“福爾摩斯來中國”的滑稽故事；福爾摩斯在當時不僅是文學人物形象，更進入到媒體與商業領域，成為小報名稱與香煙品牌；改革開放之初，葉永烈將偵探與科幻相結合，創作出“科學福爾摩斯”系列小說；甚至到2020年，香港作家莫理斯仍在續寫“香港福爾摩斯”的傳奇……

另一方面，不同于我在之前專著或專欄中更多聚焦文字文本——翻譯、創作、評論等文學形式與文字內容固然是我們“閱讀”福爾摩斯的基礎——本專欄更多關注圖像文本與形式，試圖從書籍封面、雜志版式、小說插圖、電影海報、影視劇照、廣告美術、連環畫作、兒童繪本與同人漫畫等不同歷史時期的圖像資料入手，來重新講述福爾摩斯與百年中國之間的復雜關聯。因此，本專欄名為“中國福爾摩斯連環‘話’”，其實是從“畫”入手，追溯歷史時間線索（所謂“連環”），借“畫”說“話”。 

夏秋冬《靚仔恩二困福爾摩斯》（上集，風行出版社，1952年7月）封面。

電影《我愛紫羅蘭》（1966年）

莫理斯《神探福邇，字摩斯》（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20年）封面

1950年代，隨著環球出版社、《藍皮書》、鄭狄克、鄭小平、“大頭偵探探案”、“女飛賊黃鶯”系列等出版機構、雜志、作家與作品的相繼南下，香港一躍成為中國偵探小說發展的重鎮。而在1952年7月，夏秋冬的小說《靚仔恩二困福爾摩斯》由香港風行出版社出版，小說講述了在蘇格蘭場進修了兩年的警探“黑鬼廣”，仍非俠盜靚仔恩的對手，于是專門從英國聘請了“小福爾摩斯”前來助戰。關于這位“小福爾摩斯”，書中介紹道：

此福爾摩斯，實為世界大偵探福爾摩斯之哲嗣，老福爾摩斯早于廿余年前病逝，惟其死前七年，其妻誕一麟兒，是為小福爾摩斯，老福爾摩斯死時，小福爾摩斯為七歲。福爾摩斯彌留時，謂其助手華生曰：“老友，余將離人世去矣，余死后，請助余子，使日后得傳我衣缽，而為世界大偵探。庶幾使人知我尚有哲嗣，余于九泉之下，當銘感不已矣。”華生遂依老福爾摩斯之遺言，即訓練小福爾摩斯各種偵探技能，及小福爾摩斯十七歲，而華生亦歿。華生臨死，囑小福爾摩斯入蘇格蘭場求深造，由是小福爾摩斯在蘇格蘭場，由學員而為探員，凡十年久，其名大振。

小說后續的故事即是關于小福爾摩斯來到香港，與俠盜靚仔恩展開一輪又一輪的較量，其結局亦如當年在法國作家莫里斯·勒伯朗筆下，老福爾摩斯飽受亞森·羅萍的捉弄一樣，小福爾摩斯在香港也處處被靚仔恩所挫敗，出丑不斷，直至最后被解雇，一個人灰溜溜地返回英國。本文所選第一幅圖像，即是小說《靚仔恩二困福爾摩斯》上冊的封面。更有趣的地方在于，在該書下冊故事結尾處，還預告了小福爾摩斯敗走之后，接下來還有“靚仔恩三戰陳查禮”的故事，到時估計又有一位世界大偵探要在靚仔恩手里吃癟了。

這里我們不妨把小說中“小福爾摩斯來香港”視為一種隱喻，即以福爾摩斯為代表的西方偵探小說當時在香港獲得了蓬勃發展的契機，并彌散到出版、影視等文化娛樂生活的各個角落。比如在1966年楚原導演的電影《我愛紫羅蘭》中，酒店接線生莫爾福在新同事劉大衛剛剛入職時，自我介紹道：“我爸把我的名字改為莫爾福，但我喜歡翻過來讀‘福爾莫’，跟福爾摩斯相差僅一個字，我最愛理人間閑事，以后有何奇難雜癥，最緊要找我。”后來，劉大衛的確遇到一件怪事，其經常接到神秘女郎李珍妮的電話，并聲稱自己是其未婚妻。莫爾福果斷出手，喬裝改扮，展開調查，其間也鬧出各種烏龍和笑話。而影片最后，原來是因為女主角幾年前所遭受的精神創傷與由此引發的失憶癥，從而這個“滑稽福爾摩斯”的懸疑喜劇最終被引向了希區柯克的故事風格之中。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在香港，翻拍或戲仿希區柯克電影的確構成了一股潮流，《后窗》《迷魂記》等名作此時都有過港版的“故事新編”，而《我愛紫羅蘭》也顯然受到希區柯克電影的影響。本文所選的第二幅圖像，就是電影《我愛紫羅蘭》中福爾莫初遇劉大衛，自我介紹時的場景。

如果說當代香港最知名的本土福爾摩斯改編作品，要首推莫理斯（Trevor Michael Morris）的小說《神探福邇，字摩斯》（港版題為《香江神探福邇，字摩斯》）。不同于五十年代夏秋冬是將英國的大偵探福爾摩斯（或他的兒子）拉來香港，并發展出一系列的后續故事，莫理斯則是塑造了一名晚清香港本土的“神探福邇”形象，其“字摩斯，滿族鑲藍旗人，原籍奉天福中（今沈陽和平區），生于咸豐四年（1854），卒年不詳”。“福”字為漢姓，其名“福邇”出自《漢書》“遐邇一體，中外褆福”。據書中介紹，福邇“天資過人，十二三歲便選入了同文館，后來更遠赴海外，先后在東西洋留學多年，精通多國語言”，之后定居香港，職業為“顧問偵探”。而他的助手華笙，字籥瀚（對應約翰·華生，John Watson），家族世代行醫，自己更是武進士出身，曾隨左宗棠遠征南疆時右腿受傷，因此退役，輾轉流落香港。二人合住在香港荷里活道貳佰貳拾壹號乙，經常一起攜手查辦各種詭譎奇案。看到這些人物設定，讀者不難聯想起住在倫敦貝克街221B的偵探福爾摩斯和助手華生醫生。就連香港的福邇閑暇無事時喜歡拉一段胡琴以自娛，也自然是致敬福爾摩斯所擅長的小提琴演奏。

除了人物設定方面之外，小說《神探福邇，字摩斯》在案情上也頗多對于“福爾摩斯探案”原典的致敬和改寫。比如第一案《血字究秘》就堪稱晚清香港版的《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其不僅將原來小說中的死亡留言改成了中文漢字，還將兇手的身份由穿梭于倫敦街頭的馬車夫改成了香港社會中的一名人力車夫。類似的，后續的《紅毛嬌街》《清宮情怨》《十字血盟》等篇目則分別對應福爾摩斯小說原作中的《紅發會》《波希米亞丑聞》與《四簽名》等。直至小說第二卷最后一案《終極決戰》，福邇與日本間諜頭子毛利安藝在長白山瀑布決斗，對應原著《最后一案》中福爾摩斯與莫里亞蒂教授在萊辛巴赫瀑布對決的場景（毛利安藝的名字與莫里亞蒂之間顯然也存在著諧音方面的關聯）。再到第三卷第一案的《空樓魅影》，則連接到福爾摩斯“歸來”之后的第一案《空屋》。

當然，《神探福邇，字摩斯》絕非對于“福爾摩斯探案”亦步亦趨地簡單模仿，而是一種極具創造性的“故事新編”。一方面，小說中加入了大量香港的真實地景、粵語方言與地方民俗文化，如果說我們在讀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時，可以跟隨福爾摩斯的腳步漫游維多利亞晚期的倫敦城，那么在《神探福邇，字摩斯》中，從九龍到新界，從銅鑼灣碼頭到大嶼山，也都逐一被納入到福邇與華笙的查案范圍之中，一幅晚清香港地圖在小說中緩緩展開。再加上諸如“燕梳”（insurance，保險）、“山域治”（sandwich，三明治）、“姥大琳”（laudanum，鴉片酊）、“沙展”（sergeant，軍士、警長）等大量方言詞匯，使得小說充滿了一種歷史年代與香港地方質感。

另一方面，《神探福邇，字摩斯》作為一部偵探小說，當然不乏密室殺人、密碼破譯、死亡留言、邏輯推理等基本類型元素，福爾摩斯所擅長的演繹法也被香江神探福邇運用得爐火純青。與此同時，作者莫理斯還在該系列小說中加入了不少武俠元素。比如在柯南·道爾的小說原著中，福爾摩斯與莫里亞蒂教授的生死對決，其對決過程基本上是被一筆帶過的。而在莫理斯的香港故事里，這一場景則被發展為更加具體可感的中國寶劍與日本武士刀之間的比武較量，甚至雙方的招式、技法、勝算都被反復操練和推演。又如改編自《六個拿破侖半身像》的《八仙過海》一篇中，兇手也變成了八名身份各異的武功高手（分別模仿“八仙”的打扮），而為了一舉擊敗對手，福邇甚至專門從廣東請來了黃飛鴻，以“醉八仙拳”擊潰了“惡八仙”。

此外，小說中偵探查案的經歷，也高度內嵌于晚清中國的社會歷史進程之中，從影響全國的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到香港地方上發生的英軍入侵九龍城寨、新界六日戰等歷史事件，都構成了福邇與華笙查案的背景或緣起。李鴻章、康有為、康同薇、孫中山、赫德等歷史人物也紛紛在小說中登場。這也為我們閱讀《神探福邇，字摩斯》提供了第三種“讀法”上的可能——其既可以作偵探小說讀，也可以作武俠小說讀，還可以作歷史小說讀。

值得特別注意的地方還在于，“香江雙俠”和英國大偵探福爾摩斯基本上是同時代人。香港大學魏艷老師曾逐篇比對過莫理斯小說與柯南·道爾原作中案件發生的時間，進一步證明了這種微妙的“同時代性”。比如前文提到過的《神探福邇，字摩斯》中的《血字究秘》和其對應的“福爾摩斯探案”中的《血字的研究》，兩個故事就都發生在1881年。這提醒著我們，柯南·道爾筆下福爾摩斯活躍的年代，也正是真實歷史上嚴復、梁啟超、孫中山等人不斷尋求中國發展富強的時期，作為“同時代人”的他們彼此間是否有相遇的可能，或許是另一個有趣的想象與改編方向。對此，日本推理小說作家已經有過不少寫作嘗試，比如僅以夏目漱石年輕時在倫敦留學期間曾遇到過福爾摩斯為題材的推理小說，就有山田風太郎《黃皮膚的房客》（1953年）、島田莊司《被詛咒的木乃伊》（1984年）和柳廣司《我是夏洛克·福爾摩斯》等多部作品，虛構的偵探與真實的歷史人物相互交織在一起。我們期待著《神探福邇，字摩斯》中香港福邇與華笙故事的延續，也同樣期待著嚴復在英國碰到福爾摩斯，或者梁啟超在夏威夷遇見陳查理這一類的“故事新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