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可︱目前所見唯一一通羅振玉致胡適函
胡適一生致力于中國思想文化的現代化，因此他與舊派人物，尤其是清室遺老的來往，尤其引人注目。1922年，即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正式提出“整理國故”的口號三年之后（《新青年》1919年12月1日第7卷第1號），他在8月28日日記中列舉了彼時他認為最重要的四位舊式學者：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與章炳麟。
四人中，胡適認為王國維在學術上“最有希望”，也與之有最多的互動。《國家圖書館藏王國維往還書信集》（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六冊收錄十三封胡適給王國維的信，其中幾封信都說“來示敬悉”，顯然王國維也有相當數量的回信，但可惜的是現今僅見一通，保存在胡適檔案中。
與王國維來往最切、且同享盛名的羅振玉，過去似乎未見與胡適有任何書信往來。有賴于友人夏寅君的提示，筆者最近找到了羅振玉給胡適的一通短札，也是目前所見的唯一一通。
早已公開的遺札
羅振玉的短札，原件藏于中國歷史研究院胡適檔案（檔號：1308-008），1994年黃山書社曾影印出版，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三十五冊406頁，但當時歸入“陳寅恪”名下。
盡管這封信上有檔案整理者的手跡：“從筆跡和內容上判斷似是陳寅恪”，三聯書店版《陳寅恪集·書信集》的編者卻認為這封信并非陳寅恪所寫，故不予收錄（從2001年版到2015年版都是如此；最近韋昭重新整理、系年的版本，也僅有八通，當是出于同樣的理由）。將這封信與陳寅恪其他信函比對，筆跡不同，落款也并非常見的“寅恪”，確非陳函。檢視此信內容，信中稱呼王國維為“靜翁”，落款處自署“玉”，答案呼之欲出，作者正是羅振玉。對照現存羅振玉諸多手札的字跡，可以證實這封信即出自雪堂手筆。
羅振玉致胡適函
1924年7月21日羅振玉致王國維函，載《國家圖書館藏王國維往還書信集》（第4冊1657頁）
這篇小文，擬對這封信略加考釋。先將全信錄下：
《王氏遺書》甫印成三種，奉
上一部，請
惠存。曹校長已晤面否？所事請
致意，早日告成為盼。此上
適之先生侍史
弟玉再拜
《水經》已交 靜翁，大略檢校，乃從宋本出。并聞。又及。
羅振玉致贈《高郵王氏遺書》的時間
信末并未題寫日期，但通過信中的三條線索，可將此信定為1924年末至1925年初所寫。
首先，本信開頭提到的《王氏遺書》，是羅振玉于1924年至1925年間編印的《高郵王氏遺書》，收錄清代學者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的七種著作。七種著作陸續印成，此時“甫印成三種”，自然只能是這兩年間的事情。
查考《胡適藏書目錄》1217頁，著錄一部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的《高郵王氏遺書》（索書號：X/081.6/6051/C2），并注明“本書存三種”，應當就是羅振玉所贈的這部。友人代檢原書，這三種是：《高郵王氏六葉傳狀碑志集》《王文肅公遺文》《王文簡公文集》，可惜書中并無羅振玉或胡適的題記。
《水經注》因緣：王國維與朱希祖的聯絡人
第二條線索是《水經注》。此信最后附帶提及《水經注》已交給王國維，大略校勘之后，認為該本的底本是宋刊本。王國維校勘《水經注》歷經多年，前后用了諸多版本，必須考究此時所用的是哪個本子。
細玩文意，這部《水經注》是胡適托羅振玉轉交給王國維的。胡適是著名的《水經注》研究者，收藏多種珍稀版本，但那是1943年以后的事。在1920年代，胡適尚未對《水經注》產生興趣。倒是他的北京大學同事朱希祖（1879-1944），當時已是著名的藏書家，并藏有一部罕見的明抄本《水經注》，曾借給王國維校勘。王國維《明抄本水經注跋》記道，甲子年（1924）十二月他借校朱希祖藏本，并審定該本從宋刊本抄出，時間、內容都與此信相符合。
此信所說的《水經注》乃朱希祖藏本，還有一證：王國維《明抄本水經注跋》作于1925年1月13日（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觀堂題跋選錄（經史部分）》，《文獻》第9期，225頁），而胡適于一周前的1月5日致信王國維：“朱逷先先生甚盼 先生校后為作一跋，特為代達此意。”（《國家圖書館藏王國維往還書信集》第六冊，2418頁）結合上述史料及羅振玉此信，可知當時朱希祖藏本借給王國維，是由胡適居中聯系，轉交藏本時又經羅振玉手。
朱希祖舊藏明抄本《水經注》，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書號12086）
寫作日期的推定
回到這封信，羅振玉的意思是朱希祖藏本剛轉至王國維手上，僅有初步校勘成果。此函的寫作時間，自然就落在王國維1月13日以長跋作出結論之前。而王國維校勘朱希祖藏本的過程，可以透過他的題記推考。
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王國維全集》第十二、十三兩冊，收錄《水經注校》的整理本，根據的是吉林大學圖書館收藏的王國維手校本《水經注箋》，各卷之末有校勘題記。該書卷四十末的題記最為完整：“甲子十二月十二日，用海鹽朱氏所藏明抄本校畢。明抄出于宋本，首尾完具，得此一勘，足補宋本、《大典》本之缺矣。觀堂。”但早在初七日（卷五題記），王國維已做出相同的判斷：“甲子十二月初七日，假得明抄本校此二卷。明抄行款與宋本同，當自宋本出也。永觀又記。”此信之作因此可以上溯到王國維初校的前幾日，而不必在全書校畢之后。
全面檢查其他卷次的題記，均記于“甲子年十二月”，日期或不記，有記錄者從初七日至十二日（卷二十三記十三日，云“明抄本再勘”，為覆校時間），即1925年1月1日至6日。但我們仍然不能排除未記日期的題記，可能記于十二月初一至初六間，亦即西歷1924年的最后幾天（12月26日至31日）。所以保守地說，1924年12月26日會是羅振玉這通短札的寫作時間上限，下限則可以定在全書校畢的1925年1月6日。
若要進一步猜測，1925年1月1日（十二月初七）既是記有日期的題記的第一天，符合羅振玉“大略校勘”之說，又已做出“當自宋本出也”的論斷，應是以目前的資料而言，最有可能寫作此信的一日。
王國維手校本《水經注箋》，現藏吉林大學圖書館，圖版取自《王國維全集》第十三冊卷首
胡適居中協調王國維入清華
第三條線索，現在只剩下信中第二句，胡適與“曹校長”會面后可能促成的某事。在1924年底、1925年初，與胡適、王國維都有關系的“曹校長”，不難推想，正是清華學校校長曹云祥。1924年末，曹云祥欲創設國學研究院，請胡適出謀劃策，胡適提議邀聘王國維、梁啟超幾位負有名望的學者。王國維方面，一直都是由胡適居中聯系與協調。
12月8日，胡適安排曹、王會面。隔日，曹云祥正式決定聘王國維為國學研究院主任，請胡適代致聘書樣稿（《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三十三冊，496頁）。12月31日，曹云祥再次請胡適轉致正式聘書（同上，498-499頁）。但王國維遲遲不肯答應，一直到翌年二月才接受聘約。
王國維遲未受聘最根本的原因，是溥儀被逐出紫禁城后，尚未安定下來。在此期間，王國維不愿離開“皇上”。1924年11月5日，溥儀在軍閥馮玉祥逼迫之下，離開紫禁城，暫時遷至父親的宅邸醇親王府。此一突然事態，使遺老們心焦如焚，比如羅振玉就從天津趕來北京，為溥儀的事奔波。直到隔年2月24日，溥儀才在羅振玉等人及日本方面的協助下，安抵天津市日本租界。
溥儀出宮的三個月間，羅、王兩人同在北京，故而《國家圖書館藏王國維往還書信集》等書，都不見羅、王這段時間的通信。這也是胡適轉交朱希祖藏本《水經注》，之所以會由羅振玉代轉并回信的原因。
王國維接受清華之聘，是溥儀的“諭令”一錘定音。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乙丑年（1925）記：“正月，先生被召至日使館，面奉諭旨命就清華學校研究院之聘。”此前我們知道，宣統皇帝命令王國維接受清華聘約，是由胡適發想、曹云祥聯系帝師莊士敦（Reginald F. Johnston）而促成的（Reginald F. 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New York: D. Appleton-Century Co., pp. 473-474）。
暫寓北京的羅振玉，請胡適向曹云祥致意“早日告成為盼”，或許也與聯絡溥儀有關。受限于史料，我們難以確知羅振玉參與此事的程度。但至少現在可以了解到，此時的羅振玉就像過去一樣，仍然支持著王國維的學術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