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鶴子：提問永遠意味著“提自己的問題”

【編者按】人人都是“信息消費者”，但并非人人都能勝任“信息生產者”。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上野千鶴子在其新書《從提問到輸出：上野千鶴子的知識生產術》（曹逸冰譯，文匯出版社·新經典文化2024年10月版）中介紹了信息生產者的基礎能力——學會提出自己的問題。她強調“提可以回答的問題”，“提自己搞得定的問題”，“選擇可以獲取資料的研究對象”，“學問是一條只求自己痛快、至死方休的極道”。本文摘自該書第一章“在生產信息之前”。澎湃新聞經新經典文化授權刊發。

《從提問到輸出：上野千鶴子的知識生產術》，[日]上野千鶴子著，曹逸冰譯，文匯出版社·新經典文化2024年10月版

寫作教育的謬誤

……

容我再強調一下，做信息生產者可比做信息消費者有趣多了。

我們要做的是“研究”。這項工作的內容可以總結歸納成“查而后寫”。這正是研究與“有感而發”“思而后寫”的區別所在。

“把你的感受原原本本寫出來”——從小學就開始的漫長寫作教育中，老師有沒有這樣教過你呢？我一直認為這樣的指導著實教人頭疼。“從數據出發，擺出論據，以他人能夠理解的方式寫出自己的想法”才是更可取的寫作教育理念。

僅僅是“思而后寫”也不行。沒有依據的想法就是偏見的代名詞。任你在自身內部如何深挖，也不會有多了不起的發現。別人并不想聽你的感受、經歷、偏見和信念。你應該很清楚，沒有人真的關心別人的人生。成為信息生產者，就是將對自己和他人都有價值的信息納入“公共知識財產”的行為，因此我們必須產出有相應價值的信息。

借機撒個氣，義務教育之后的語文課本多以文學家的作品為主，這讓我不勝其煩。散文和韻文本就有多義性，怎么“解讀”“鑒賞”都行，語文老師又都是些落魄文學青年，這樣的語言教育簡直大錯特錯。正是因為教育在這個方向上越走越遠，才常有人發表“日語不適合邏輯思維”的謬論，但事實絕非如此。這種人都是沒讀過、沒寫過邏輯性強的文章罷了。我認為語文課本應該多收錄人文社科學家寫的邏輯性較強的文章。

考題也不該問“作者此時的感受是什么”，而該問“這種論證方法是否具有說服力”。沒有受過這方面訓練的孩子上了大學，老師就得從文章的寫法教起。

邏輯性強的文章不容許產生多種解釋。所有術語都要明確定義，避免歧義。敲定了的術語必須從頭用到尾，看膩了也不能改。必須縝密地構建論證，確保邏輯嚴謹。因為文章的目的就是把觀點準確無誤地傳達給對方。萬一出現誤讀，責任也在作者。這就是研究論文的規矩。

好枯燥啊，真麻煩……如果你有這樣的想法，那就不適合做信息生產者。當然，從廣義上講，作家和詩人也算信息生產者，但信息只有被消費才有價值。對自己有價值的信息不見得對別人也有價值。各行各界都有人想生產出對自己來說非常迫切、至關重要、專為自己服務的信息，但如果沒有消費者，就只是在唱獨角戲而已。沒有讀者的“壁櫥詩人”和“博客作家”有的是，但對研究者而言，不被共享的信息就是沒有價值的。

有交集的討論

社會科學是經驗科學。我們必須從可驗證的事實出發，得出有理有據的發現，而不是根據信仰與信條提出主張。我經常提醒研討組的學生“我沒問你的信念”，還會追著他們問“憑什么這么說”。無憑無據的信念不過是先入為主的偏見罷了。如果發表的都是無法論證或反駁的偏見，那么研討會的氣氛再熱火朝天，到頭來也只能以“大家各有各的想法”告終，無法得出結論。這稱不上是討論。

某些大學的研討會看似發言踴躍，討論的內容其實根本沒有交集。在上野研討組，只要有人回答了問題，我都會問提問者：“這樣算回答了你的問題嗎？”因為現在的學生普遍懼怕噪聲，就算對方的回答沒有說服力或牛頭不對馬嘴，他們也會默默接受。

“Did s/he answer your question?”——只要這么引導試探一下，便知提問者并沒有心服口服。他們會說“其實只回答了一半……”或“呃，我想問的不是這個……”。如果研討會設置了主持人，她/他的職責就是引導大家開展有交集的討論。

細想起來，日本的國會答辯就是不折不扣的雞同鴨講。“剛才的發言是否回答了你的問題”才是最該在每一輪答辯中明確的事情。要是讓孩子們誤以為那種為拖延時間而閃爍其詞的對話就是討論，那可怎么得了。

喲，一動氣就扯遠了。 

……

提問

研究始于提問。研究層面的問題被稱為研究問題。“你的研究問題是什么”是每個研究者繞不過去的問題。

提問也許是難度最大的環節。因為解答問題的方法可以教，提問的方法卻教不了。而且，提出沒人提過的、還沒有解答的問題很考驗提問者的人生態度與個人品位。

這個環節以前也被稱為“問題意識”。沒有問題意識就不會有問題。借用信息科學的術語，也可以將問題意識描述成“捕捉噪聲的敏感度”。噪聲是對現實生出的別扭感、疑問和執念。在不證自明（理所當然）的世界中停止思考的人是不會產生噪聲的。 

提出可以回答的問題

有些問題可以回答，有些則不能。比如，“靈魂是否存在”這個問題就無法在經驗層面得到驗證或反證。經驗科學屬性的社會科學與形而上學的區別在于，前者不處理沒有經驗指涉（empirical referent）的概念（如上帝、靈魂）。再如“人活著是否有意義”，這個問題對提問者而言也許非常迫切，但卻是一道無解的題。而社會科學家會嘗試將這個問題脈絡化，改成“人會在什么時候感受到活著的意義”，這樣就可以回答了。

順便一提，社會科學家不會使用“本質”這種非歷史性的概念。例如，我們無法證明“女性的本質是母性”，卻可以回答“女性的本質是母性這一認識是何時形成的”“什么樣的人認為女性的本質是母性”。

信息生產者必須提可以回答的問題。而回答總是一時的，遲早會被新的回答取代。學問的發展便是如此。前人早已做過研究，你卻要再次提問，這表明你對以往的解答并不滿意。

問題有“老套”與“獨特”之分。老套的問題是很多人都能想到的，因此很可能已經有許多人研究過并給出解答（詳見第3節中“何謂既有研究”的部分）。例如，“特朗普上臺后美國將走向何方”這個問題有很多人感興趣而且無法預測，也還沒有解答。可無論你多關心這個問題，如果更了解特朗普的專業人士已經做過深入分析，你的研究怎么可能比得上呢，趕緊抽身才是明智之舉。

獨特的問題則是沒有人提過的問題。你只要給出解答，便能成為該領域的先驅。而且沒人跟你競爭，該領域的最高權威就是你。不過，如此獨特的問題自然是稀罕，可能沒有文獻可查，甚至資料都沒有。在女性學的草創期，曾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江戶時代的女性都用哪些月經用品？日本的衛生巾出現于1961年。如果問“衛生巾誕生之前的月經用品都有哪些”，倒還能搜集到老年女性的證詞，可一旦追溯到江戶時代，人證就別說了，也沒有書面記錄，只能根據民俗學資料或為數不多的花街史料進行推測或判斷。資料稱，當年的花街女性使用形似兜襠布的丁字帶，或將紅綢卷成紡錘形用作衛生棉條，洗凈后反復使用，但花街的資料只能反映花街的情況。當時的“處女”不能用這樣的“衛生棉條”。那普通女性都用什么呢？看重貞操的武家女性和有青年男女婚前混住習俗的農家女性又有怎樣的差異？……想解開的問題不少，可惜都沒有資料。

能否獲取資料是提問環節的一大要點。無論你多么想了解死刑犯的內心世界，也無法進入監獄采訪。如果問題是“死刑犯的最后一餐是什么”，說不定還能通過采訪獄警找到答案。想研究癮君子也一樣，無法接觸到研究對象就只能作罷。研究秘密社團或封閉的當事人團體，或許還能打入內部獲取資料，但后面要想公開掌握的資料，又會讓難度更上一層樓。

分解成更小的問題

問題還有大小之分。“全球變暖將走向何方”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恐怕在你有生之年都無法得出解答。在自然史的時間維度發生的事情對人類來說也許是大問題，但對地球而言可能無足輕重。不過我們可以把大問題分解成小問題。因為大問題往往由一系列小問題組成。

好比“日本大眾媒體是如何報道全球變暖問題的”，就可以在一定的時間和范圍內做出解答。畢竟“全球變暖”是一個相對較新的詞，登上歷史舞臺的時間不長。大眾媒體種類繁多，可限定為“擁有數據庫的全國性報紙”，檢索有“全球變暖”一詞的資料即可。近來有了搜索引擎這一利器，收集資料還是相對輕松。不過，一個人能處理的資料量很難過千。

20世紀90年代，上野研討組有個學生寫了一篇以“AV的社會史”為主題的畢業論文，他的提問思路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眾所周知，AV在70年代前后才在日本出現。家用錄像機在同時期問世，早期的AV就是作為它的促銷贈品普及開來。因此，他只需要追溯最多二十余年的歷史。而且這方面的研究幾乎是空白，這篇論文也帶來了喜人的“贈品”，讓他一躍成為該領域的先驅。

我不厭其煩地提醒學生，“提可以回答的問題”，“提自己搞得定的問題”，“選擇可以獲取資料的研究對象”。

越是缺乏經驗的初學者，越是容易把包袱皮攤得太大。要想提好問題，關鍵在于掌握“疊包袱皮”的訣竅。這就是所謂的“聚焦”或“縮小范圍”。

也許有些學生想挑戰更高難度的問題。但研討組的“演習”旨在讓大家體驗提出問題并給出解答的過程。一旦掌握解題方法，便能靈活運用。先用簡單的問題練手，再逐步提高難度，挑戰更大的問題就是了。

研究乃極道

還有一點很重要。

那就是要提不屬于他人、專屬于自己的問題。

在指導研討組時，我給自己定了一條規矩：無論學生提什么問題，都不評判其價值大小或優劣。因為所有問題都是自己的問題，我的問題不是你的問題。沒人能夠解決別人的問題。

It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不關你的事）——英語里有這樣一句話，而我的觀點是It is your question, but none of my question（這是你的問題，不是我的）。這似乎與“生產信息就是生產對知識共同體有價值的公共財產”相矛盾，但我之所以強調要提出專屬于自己的問題，皆因研究是一項煩瑣、耗時又費力的工程。沒有想解開的問題，就無法堅持走完這個麻煩的過程。哪怕一個問題對其他人沒有意義，只要對研究者自己有意義，就能收獲名為“滿足感”的回饋。“哦，原來是這樣！”——對做研究的人而言，沒有比這種豁然開朗更有價值的回報。

我總是用這樣的態度對待學生，學生也因此提出了絕不會在其他研討組出現的主題，有些天馬行空，有些直教人皺眉。從“如何度過平安夜”這種無關緊要的主題（但我從不會說問題毫無價值）到“（對自己來說）最色情的性行為是什么”“顧客在戀愛風俗店買的是什么”……什么樣的問題都有。“嗯，沒人做過這方面的研究，你只能自己收集資料了。”我這樣說著，鼓勵學生自己研究，而他們也根據一手資料拿出了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離巢畢業。

據說有些研討組是老師設定主題分配給學生，但我從不這么做。與所謂“調查學習”不同的是，我也從不會讓學生收集現成的二手信息，弄出幾篇誰來寫都大同小異的報告。從這個角度看，上野研討組營造出了少有壓抑（即容易產生噪聲）的環境，個性人才輩出的原因也許就在于此。

我的問題我來答

再聊聊“當事人研究”吧。

當事人研究源于北海道浦河町的“伯特利之家”，不過我看到的第一反應是 “那不是我們用了很多年的法子嘛”。當事人研究，說白了就是“我的問題我來答”。女性學就是一門由女性自己來解開“女性”這個謎團的學問。如今回想起來，我們也算是當事人研究的先驅了。

回顧一下女性學遭遇過的阻力，就不難想象當事人研究在學術界面臨怎樣的障礙。阻力是認可的反作用力。如果連阻力都沒有，那就證明當事人研究還沒有得到學術界的認可，只是被看作精神障礙患者的一種“生存技巧”，類似社交技能訓練的心理療法，只是自稱作“研究”罷了。如今，女性學在學術界已經站穩腳跟，成立了學術團體，擁有了學術期刊，爭取到了研究所、講座、職位和研究經費，但當事人研究能否走上同樣的道路還是個未知數（上野，2017）。

提問就是提出一個問題，而問題可以是question，也可以是problem。女性學從女性問題出發，但它不僅是關于女性的問題（problem），也是女性提出的問題（question）。

對我來說，身為女性就是一個巨大的謎。只因為是女性，就會在社會上遭受他人不合理的對待。我想解開這個謎，卻發現以往的研究盡是些“男人教你識女人”的玩意兒，“老子最了解女人，你乖乖聽著就是了”的態度躍然紙上。那些研究不僅無法說服我，還充斥著男人對女人的妄想，讓我十分反感，心想“你們還真是自我感覺良好啊”。

女人是什么樣的人，她們經歷了什么，有什么感受，女人自己最清楚。由女性開展的女性研究之所以少，是因為學術界的女性研究者的絕對數量少。于是我們開創了“由女性開展、為女性服務、關于女性的研究”（studies on women, by women, for women），女性學就此應運而生。

“女人研究女人過于主觀”“不中立就不算學問”“男人怎么就不能研究女人了”……女性學剛成立就遭到各方批判。學術界對“中立”與“客觀”的信仰至今根深蒂固，甚至有人當面對我說：“女性學？那算哪門子的學問？”

當事人研究的立場便是“我就是我自己的專家”。女人最了解女人，那就讓我們女人來研究女人吧——女人從學問的客體轉變成主體，于是才有了女性學。“我居然能把自己當作研究對象？”我在初次接觸女性學時的茅塞頓開還歷歷在目。因為在那之前，我也一直認定學問就應該是中立和客觀的。

所以，問題首先得是自己想問的問題。

研討組曾有個學生拋出這樣的疑問：“老師，問題到底是什么呢？”有時候，越是簡單的問題，越能直白地引出最根本的答案。我下意識地回答：“就是揪著你不放的東西。”這個脫口而出的回答讓我自己都驚訝不已。

從小到大，“身為女人”就是揪著我不放的謎團，所以我決定把它當作研究問題。再加上我的母親是個家庭主婦，還是個不幸的家庭主婦，我接二連三地發問：“家庭主婦是什么？是干什么的人？”“為什么女人會成為主婦？”“成為主婦會遭遇什么？”……在這個過程中，我意識到“家庭主婦”是一個深奧的研究主題。我的著作《父權制與資本主義》（1990/2009）正是通過家庭主婦，揭露了近代社會的結構。女人當家庭主婦在當時被認為“理所當然”，所以從未有人認真提過這個問題，既有研究也很少。

同理，身為身心障礙人士、在日韓國/朝鮮人、性侵受害者……也可能是揪著你不放的問題。在外國出生長大的日本女性說，“身為日本人”是比“身為女人”更大的謎團。每個人想要解答的問題形形色色，取決于所處的環境和人生經歷。遇到自己真正想解答的問題是研究者莫大的幸福。不是自己真正想解答的問題，也無法全身心投入研究。

學問乃極道

我常說學問是一條只求自己痛快、至死方休的極道。有人把做學問比作“窮人的消遣”，但做學問費時費力又費錢，與“窮人”實在不搭。而我之所以用“極道”“消遣”這樣的字眼，其實是為了告誡自己：別以為和音樂戲劇等各種各樣的“極道”相比，學問能有多少特殊的價值。因為若是不加約束，做學問的人往往會自高自大，誤以為學問處于人類各種文化事業的金字塔尖。

提問永遠意味著“提自己的問題”。那個問題不能是誰塞給你的。所以我時常提醒那些抱怨研究得不到回報、換不來職位的研究生：“你走的是解答自身問題的極道，問題又不是別人強加給你的，你又能怨誰呢？世上還有比這更奢侈的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