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史：全球化的網絡與形式——第19屆中法歷史文化研討班側記

2024年9月23日至9月25日，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中國法國史研究會協辦的第十九屆中法歷史文化研討班在華東師范大學閔行校區順利舉行。今年研討班的主題是“旅行史：全球化的網絡與形式”。來自法國國家科研中心、法國社會高等研究院、法國第三大學、格勒諾布爾大學等機構的七位專家學者進行授課，來自中國社科院、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四川大學、華南師范大學、溫州大學、上海大學、上海科技大學、河南師范大學、湘潭大學與華東師范大學等國內高校與科研院所的50多名教師與碩博士研究生參與了研修。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副主任朱明教授為開幕式致辭，他指出，今年的中法歷史文化研討班迎來了20周年紀念，從旅行史的角度看世界史，可以補充以時間為主線的歷史敘述，商品、人、思想的流動構成了旅行史的內容，研究者需串聯過去與當下，比較世界不同區域，從而通過書寫旅行史來更好地認識世界，理解當下。二十年來華東師大歷史學系的中法合作，延續了法國的優良史學傳統，可以在此基礎上繼續拓展，有所創新。中國法國史研究會榮譽會長端木美研究員以熱烈的致辭表達了對本次研討班中外交流的殷切希望，并對所有參會的師生學者表示熱烈歡迎。

與會者合影

與會學者為研討班全體師生學員帶來了六場體現了最新學術前沿的報告。

9月23日上午，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的莫里斯·埃馬爾（Maurice Aymard）教授做了“植物的旅行：甘蔗與蔗糖征服全球的歷程”的報告。在全球史當中，以一種經濟作物為主題的研究并不少見，埃馬爾教授在本次講座中除了以甘蔗、甜菜這兩類經濟作物為主題以外，還通過人類對甜味的需求串聯了這兩種作物在全球范圍的旅行，并以長時段視角對其進行了詳細的梳理。通過他的講座，我們對如何結合旅行史與全球史的研究得以有一個更深刻的理解。他開篇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要強調一種作物的歷史？教授認為這是一種沉默的歷史，因為蔗糖流動的主要參與者往往留下的記錄不多。圍繞這個問題，埃馬爾教授首先介紹了蔗糖流動的大背景——植物在不同地域的分布受到人類的影響，而哥倫布為亞洲作物從阿拉伯世界進入美洲奠定了基礎。蔗糖起初并不是一種必需品，南亞地區的人們對它的利用方式還處于一個原始階段。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時首次將甘蔗從印度帶回，但并沒有大規模種植。相較于蜂蜜以及含有果糖的水果，甘蔗作為甜味劑的地位并不重要，就像當時人們對蔗糖的描述：“一種沒有蜜蜂勞動的甜味”。中世紀威尼斯與熱那亞的商人從阿拉伯人那里進口，再轉賣到歐洲；同時在氣候溫暖的西班牙南部開始種植甘蔗，并請阿拉伯的制糖工來幫助加工蔗糖。他還提到，在甘蔗傳入后，美洲迅速將耕地甚至是開荒的林地提供給甘蔗種植，解決了歐洲土地肥力不足、面積不足的問題。由于甘蔗種植需要大量勞動力，因此與甘蔗種植面積擴張同時發生的還有奴隸貿易。直至19世紀初拿破侖推行大陸封鎖令之時，為打破封鎖遂從安的列斯群島和巴西地區運來甘蔗制糖，以滿足市場需求為目的的大規模制糖才出現。教授強調，蔗糖其實是人類“創造的食物”。同時，原來作為蔬菜的甜菜也被利用為制糖原料，來彌補蔗糖產量的不足。龐大的市場需求促使糖在生產中不斷改進工藝、質量，蔗糖的全球化流動是工業化的結果。與工業化制糖相對的，城市化也改變了人們對糖的需求。工業化以前，糖的消費主要作為一種甜味劑。三角貿易從美洲歸程歐洲，除了攜帶金銀之外，糖類也是重要貨物之一，在歐洲精加工后供給貴族。工業化時期，人們尤其是城市勞動人口對能量的需求增加，糖的主要消費目的變成了供給能量。埃馬爾教授還補充了一些關于糖的需求是否由人為因素促進的看法。制糖業發展的高峰期在最近六七十年，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配給制，糖的消費受到限制；戰后則是糖消費迅速發展的時期——糖的應用從醫藥、家用逐步擴展到烘焙和其他行業。接著埃馬爾教授總結了甘蔗制糖在發展歷程中大都是不連續的，全球性的制糖業直至晚近才發展出來；而甘蔗與甜菜的種植、制糖和推廣的過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是由亞洲傳向歐洲、非洲并最后到達美洲的過程。埃馬爾教授還提供了一些針對蔗糖起源、古代制糖業的研究，并探討了啟蒙時期大規模用糖引起啟蒙思想家對奴隸制的批評這一問題。 

23日下午，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米海伊·科爾比埃（Mireille Corbier）教授圍繞“羅馬帝國：在流動性與非流動性之間：個體與群體流動軌跡與文化遺存的分析”這一題目做了報告。科爾比埃教授不僅深入解析了羅馬帝國各個階層在地中海區域的旅行，同時還關注了在當時幾乎平行存在的兩大帝國——羅馬帝國和漢帝國在城市內部流動性方面的差異。這樣的旅行史研究成果說明，在這一研究領域中，可以融入中國史和世界史的雙重視角、雙重關懷，以此產出更具有普遍意義的研究成果。科爾比埃教授接著開始介紹羅馬帝國中流動的三種形式。首先是使節的流動，它主要發生在地中海世界的中心——羅馬城。共和國時期，各個城邦都有向羅馬派駐使節或使團，以達到各種目的。她以希臘派往羅馬的一個哲學家使團為例，他們不僅在元老院演講，也在貴族家中或是廣場上演說，最后達到了減少雅典城邦罰款的目的。帝國時期，使節的流動主要是為致敬皇帝的生日、婚禮等重大場合；到圖拉真皇帝時，開始允許城邦以法令形式代替使團進行致敬。第二種流動是羅馬皇帝的出巡，他們經常在帝國境內進行巡視。教授介紹了一本1951年由瑪格麗特·尤瑟納爾（Marguerite Yourcena）寫的《哈德良回憶錄》（Les mémoires d’Hadrien），以書信體的方式介紹了哈德良的出巡；此外他建造的阿德里亞納別墅，很多建筑的命名就來自他巡游時的經歷。除了建筑，當時鑄造的紀念意義的銅幣也刻畫了皇帝出巡各個階段的景象：入城儀式、進入軍營、拜謁神祇等等。這些鑄幣也是帝國內流動性在地方留下的痕跡。第三類流動則是特定人群的特殊活動，它們多是運動員、藝術家群體為了參與不同城邦舉辦的表演或競賽產生的流動。科比埃爾教授指出，原來這些競賽大多集中于東部地區，羅馬皇帝則有意識地將其移植到西部、迦太基，以保障娛樂活動的供給，調動民眾的熱情，甚至為此推出過賽事年歷。這些有組織的賽事安排就使得帝國境內的藝術家、運動員經常處于奔赴其他城邦的狀態，自然就留下了很多記錄。教授展示了一些“馬賽克”藝術，它們多見于貴族們的豪宅裝飾。其中既有突尼斯的體育競賽、西班牙的戲劇表演賽，也有意大利出土的船只運載非洲表演大象的畫面。這些考古遺存能夠為我們研究羅馬帝國特定人群的流動提供幫助。最后，她總結了漢帝國與羅馬帝國城市的主要異同。兩者都是通過征服奠定版圖，疆域和人口數量相近；兩者都有一定規模的城市，但人口以農耕人口為主，展現了其非流動性的一面。兩個帝國的區別主要在于城市分布和國家治理方式上。羅馬帝國的城邦中心實質上是一種公共空間，其中包含了政治活動、司法活動和經濟活動。城邦之中的大型建筑大多是為公民提供娛樂活動的，這一點與漢帝國的城市有所不同。科比埃爾教授的兩大帝國對比研究，為在場師生提供了研究方法層面的啟發。 

9月24日上午的第一場講座的主講人是法國格勒諾布爾大學艾迪安·布爾東（étienne Bourdon）教授，主題是“16世紀至1860年中歐之間物的旅行”。在旅行史的研究中，布爾東教授一向注重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在此次講座中，他將旅行史研究與地理學、制圖學、圖像史等方面的成果結合起來，將這一時期物品的旅行作為折射研究社會、文化、消費等方面的窗口。這種跨學科的研究方式生動地展示了旅行史作為歷史學領域的新學科的前景與活力。接續上文，教授提出講座的三部分內容：商品的旅行、知識對象的旅行以及旅行的物品背后的文化與地緣政治。第一部分商品的旅行，他主要介紹了這一時期中歐之間大宗商品的流動。最重要的當屬貴金屬自歐洲國家到中國、日本再流動到南美洲或歐洲這一線路，與之密不可分的是當時中國對貴金屬的需求和地理大發現增加了南美運抵歐洲的銀產量。此外，銅礦也是重要的商品之一。其次，自16世紀后，中國商品開始逐漸流行于法國精英階層。教授舉了兩個例子——黎塞留遺產中的瓷器和馬扎然擁有的大量的絹紗。同時從中國返回法國的商船數量也很大，例如第一艘直接遠航中國的商船——安菲里特號。它將帶回的貨品進行拍賣后獲利高達150%，可見遠洋貿易對商人和王室都是暴利產業。不過教授也指出，安菲里特號來到廣州后，水手就待在十三行地區，貿易也通過十三行的商人，接觸到的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其實是有限的。他還以船公司的拍賣廣告和茶葉、瓷器的進口統計表展現了中國商品進口量的迅速增長。風靡一時的中國商品也為法國的中國風格畫派的誕生奠定了基礎。進入第二部分，布爾東教授展示了書籍文本、書信的流動。中歐之間的文本交流往往不是直接的，而是要經過波斯灣等中繼。耶穌會士來華帶來了地圖的繪制，不論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同時歐洲的托勒密繪圖傳統也與中國傳統結合產生了一種新的繪圖技法。另一方面，隨著傳教士而來的地圖測繪工具也出現在地圖上——科學儀器的重要性增加之后，成為了一種具有符號象征意義的圖像。最后一部分教授介紹了國際物品流動背后的地緣政治和社會學因素。他以一個中國制造的銀壺為例，1686年暹羅使團訪問法國時它被贈送給路易十四，法國也向暹羅回贈了國禮；彼時法國剛剛擊敗西班牙，熱衷于與暹羅建立關系顯然是與西班牙在菲律賓的殖民地有地緣政治關系。此外還有一些本不應流動的物品，其流動到歐洲一般是因為殖民帝國發動的戰爭。這些物品并未詳細登記造冊，因此存在確認的難題。不過教授也提到，他對于法國國家圖書館與中國達成了一些文物電子化的合作感到高興。在討論部分，布爾東教授主要回應了兩個問題。其一是中國商品在歐洲的情況。與中國商品相關聯的基本都是精英階層，而我們僅僅討論了其中某些人；且效仿當時凡爾賽流行的趨勢和真正喜歡中國風格是兩個概念：在16至19世紀這一比較長時段之中，中國的形象發生變化，因此“中國風”的評價也發生了變化，“中國熱”其實是西方對于東方幻想的一種投射。其二是關于歐洲工業革命之后帶到中國的物品是否產生了與歐洲發生的“中國熱”相對應的影響。他認為從歐洲向中國流動的物品基本都局限于宮廷，很少流動到民間。因此，國禮交換對人民的影響往往是微小的，它們背后往往是政治經濟目的，就如同法國回贈給暹羅的禮物藏有傳教目的那樣。 

24日上午第二場講座，由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的吳蕙儀圍繞“清代中歐之間文本的旅行”這一主題展開。旅行史涵蓋方方面面的主題，她的研究注重旅行史中的知識史維度，通過探究耶穌會士在華的知識獲取途徑以及當時歐洲對于中國知識的建構，來理解中歐兩套不同知識系統的旅行與交流背后所反映的文化碰撞，為如何以平等的跨文化視野進行知識史研究提供了范式。首先，吳蕙儀指出明清時期是中國書籍市場發展的一個飛躍期，坊間印書不僅在數量上大大增加，在內容上也有了極大的豐富，除傳統的儒家經典以外，還印刷了相當多的白話小說以及日用百科書。傳教士從晚明開始進入中國，可以說是恰好踩在了明代中后期，也就是書籍印刷業大發展的時間點上，因此就有了幾個問題，傳教士究竟翻譯和閱讀過哪些中國文本呢？而這些文本又如何參與歐洲對于中國知識的建構？首先在對中國儒家經典文本的翻譯上，吳蕙儀以1689年在巴黎出版的儒家四書的拉丁文譯本為例，揭示了傳教士們入華后近70年來對儒家四書陸續的翻譯、整理、修改等工作，并指出傳教士不是一個統一的團體，他們就翻譯問題有過很多內部的爭議，同時儒家經典在中國文化的內部解讀也是非常多元的，中國內部不同著書，不同流派著書之間的分歧，有的時候可能會大過傳教士的翻譯所造成的差異，但這些差異并不影響這些文本所勾勒出的一個由儒家治國理念所統治的理想化的中國形象。接著在對非經典性文本的翻譯上，吳蕙儀指出這些傳教士涉獵廣泛且經常選取書中有用的部分進行翻譯并以注釋的方式對其內容補充和批判，這些與翻譯經典著作截然不同的翻譯方式體現了傳教士與非經典性文本之間一種開放的、平等對話的關系。在梳理完明清時期傳教士對中國文本的翻譯問題之后，吳蕙儀接著討論了耶穌會翻譯的中文文本在歐洲的接受情況。宗教因素在這之中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一方面，對于同一文本的詮釋往往在天主教歐洲以及新教歐洲有著天壤之別，以《豆棚閑話》為例，這本書原本是被耶穌會傳教士翻譯來抨擊中國的無神論的，但傳入英國后，英國的新教徒反過來用這本書嘲笑天主教世界的各種腐敗與迷信如何比無神論更加罪大惡極。另一方面，許多天主教傳教士翻譯來的文本在歐洲的傳播離不開新教世界，1685年《南特敕令》取消后，大批從法國流亡的新教徒在荷蘭等周邊地區建立了一個不受法國出版審查制度左右的境外法文出版業，一些原本在法國本土遭到禁止的出版物，如儒家四書等很快由這批人出版了法語的摘譯本，這些法文摘譯本也是孔子思想在歐洲傳播的主要途徑。最后，吳蕙儀總結說，通過研究這一時期歐洲對中國文化的看法也會給中國一個全新的視角來更好地反觀自我，審視自身傳統內部的多樣性。

9月25日上午，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的克里斯蒂安·托巴洛夫（Christian Topalov）作了主題為“17至21世紀法國邊界簡史”的講座。托巴洛夫教授將這一時間段法國邊界的形成與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法國在這三個階段中逐漸與周邊區域乃至整個世界接軌。托巴洛夫教授的研究補充了旅行史在國家維度上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國家權力如何影響歷史上的旅行，并且托巴洛夫教授還指出在全球化的時代，隨著各國對人員、思想的旅行的政策調整，旅行史不僅僅需要關注過去的問題，同樣也要重視關于未來的問題。第一個階段是物理意義上的邊界，即劃分主權國家疆域的邊界的形成。這些邊界起初由地理學家根據自然的山川河流劃定，但這樣的自然邊界理論在實際應用時有兩個主要問題，一方面，沿山川河流兩邊居住的村民往往共同使用這些自然資源并形成了當地的共同體，因此難以通過自然邊界確定他們的歸屬，另一方面邊界的形成中有很多不確定的人為因素，比如戰爭、外交談判等都會造成邊界的變動，因此實際上物理的邊界往往需要通過幾十年的時間才能最終確定下來。第二階段是區分法國人與外國人身份的文件邊界的形成。第三共和國時期法國人就通過出生地還是血緣關系來界定法國國籍的合法性這一問題爭論不休，最終1889年出臺的法律規定以出生地來界定法國人的國籍，許多社會權利，如就業權也只有擁有法國國籍的人才優先享有。隨后托巴洛夫教授還梳理了護照、身份證等快速鑒別個體身份和監控人員流動的證件在法國的發展史，并指出隨著這些人為邊界的形成，一套嚴格區分法國人與外國人的歧視性制度就誕生了。第三個階段是由歐盟創建的邊界。自1985年簽訂的《申根協定》開始，歐盟內部各國決定逐漸取消邊境的審查，理論上而言法國的邊界就是歐盟的邊界，但隨著2015年敘利亞戰爭爆發引發的非法移民、恐怖襲擊問題以及近年來新冠病毒的爆發，許多申根國家都迫于現實情況以及國內右翼勢力的壓力開始臨時性關閉邊界，雖然仍然有許多非政府組織致力于救助難民，但這一歐盟邊界實際上正處于分崩離析之中。作為“旅行”的對立面，托巴洛夫教授的研究為我們更好地了解法國的“邊界”以及開放性與封閉性的互動提供了新的視野。

25日上午第二場講座由普瓦捷大學的埃馬紐埃爾·馬蒙（Emmanuel Ma Mung）教授圍繞“中國國家、僑民與新絲綢之路”這一主題進行。馬蒙教授專注于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法的中國僑民，通過研究這一至關重要但卻一定程度上被人們所忽略的群體，突出了人口的跨國旅行對于國家發展的重要性。馬蒙教授首先分享了幾類移民在法國的發展歷程。第一類是勞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出于對勞動力的需求，法國吸收了十幾萬中國勞工來進行挖掘戰壕、搬運彈藥等工作，戰爭結束后，大部分勞工都被遣返回中國，只有約兩三千人留下。第二類是來自浙江地區的小商販，這些商販起初主要來自浙江青田地區，在法國販賣特產青田玉，隨后和當地猶太人合作經商，并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商業網絡，他們幫助許多來法的中國人獲取身份證件，而其在巴黎的聚集地也成為了中國移民的重要支點。第三類是留學生，這類人屬于精英群體，他們內部各個團體持有的政治觀點各不相同，并在學習工作之余參加了許多政治活動，這段經歷對他們后來在中國的政治生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之后馬蒙教授探討了這些海外移民對中國的影響。首先在經濟上，大部分中國移民都與國內家鄉以匯款的方式保持密切的聯系，同時，在中華民國以及新中國建立以后，大批華僑回國并進行投資，大大推動了諸如廣東、福建等地的經濟發展。其次，歸國華僑對于中國的社會變革也起了一定影響，除了國外企業的先進管理經驗與理念外，他們還將諸如讓女性擔任家庭商店中的管理者職位的生活習慣帶回了中國，從而潛移默化地改善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許多學校建立的背后也有華僑的身影，這些行為都大大促進了社會進步。最后在政治上，中國近代社會的許多重大政治變革都先由海外華僑引領，他們遵循著一套先在海外形成政治思想，隨后再傳輸回國內的政治活動模式，如孫中山先生在海外創辦興中會、同盟會推翻清朝統治，在法國留學時的鄧小平、周恩來先生等人創立共產黨支部等等。馬蒙教授針對小眾群體的分類研究，為學員們思考人口跨國旅行這一問題提供了微觀層面的參考。

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際，通過本次研討班，來自中法兩方的學者對旅行史的理論方法、實踐路徑與未來展望等方方面面展開了深入的交流。來自法國的這些寶貴的學術經驗，對于中國學術界而言比較重要，旅行史方興未艾，而中國豐富的歷史文化底蘊，可以為法國學者提供新材料，中國的全球史研究也可以與法國的世界史研究展開對話和交流。本次研討班豐富多元的議題揭示了歷史上的旅行并非那般孤立。無論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逶迤連綿，還是近代航海探險的波瀾壯闊，盡管面臨自然與人文的重重挑戰，人類始終保持著跨越地域、探索未知的強烈愿望與不懈動力，整個世界也正是在一次次旅行中悄然發生改變。

就旅行史自身研究的現實意義而言，在如今全球化的交融與碰撞下，各國之間物與思想的旅行日益頻繁，這些旅行如何逐步發生？又如何通過考察歷史上不同文化之間的相遇、沖突與融合來理解我們當前的全球化處境？歷史學獨特的視角、對于史料的深度挖掘以及中法學者合作下的廣闊視野都能讓歷史學者為此進行細膩的分析，通過對旅行史的研究將極大地豐富和深化我們對全球化乃至整個世界的理解。

中法歷史文化研討班由華東師范大學、法國人文科學之家基金會、中國法國史研究會、浙江大學與法國巴黎第一大學于2004年創辦，二十年來，中法學界跨越了疫情阻隔，以研討班為平臺展開交流對話，體現了雙方學者著眼現實，不斷在推進學術研究與文化交流層面所做的深度努力和嘗試，同時也為國內師生學者了解國際學界前沿動態、豐富自身學術發展道路提供了平臺與契機。今年7月3日，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與法國人文科學之家基金會、巴黎一大、浙江大學和中國法國史研究會在法國共同主辦了 “中法瑞歷史文化研討班20周年（2004-2024）——回顧與展望”研討會，回望了研討班創立二十年以來的發展歷程，就研討班的主題、授課人員、運行及出版翻譯等問題展開了研討。 

2024年7月巴黎研討會與會學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