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龑｜約翰生是何種意義上的托利黨人

《約翰生傳》，[英] 詹姆斯·鮑斯威爾著，蒲隆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1800頁，698.00元

說十八世紀的英國社會濃縮在《約翰生傳》里，這并不夸張。蒲隆先生的中文全譯本準確、流暢，大量注釋更是很有幫助。它不僅具有文學價值，更兼?zhèn)涫妨瞎πА?980年代以降，克拉克等英國學者試圖證明，約翰生是一個保守的托利黨人，甚至是一個真正的“詹姆斯黨人”。本文主要依據(jù)鮑斯威爾的這本傳記（以下引用本書，僅標注頁碼），同時輔以十八世紀的史實，對約翰生究竟是何種意義上的“托利黨人”這一話題，略加申說。

輝格和托利黨的早期發(fā)展史

為了理清“托利黨人”內(nèi)涵的演變，不妨先追溯一段英國政黨的早期發(fā)展史。1670年代中期以來，圍繞著宗教和王位繼承等問題，英國議會中的政治分歧正日益加深，最終導致托利黨和輝格黨的誕生。大致而言，托利黨人代表著鄉(xiāng)紳地主的利益，主張擴大王權(quán)，限制議會的作用。他們信奉英國國教，主張限制和打壓極端的不從國教徒。輝格黨中，則既有貴族，也有商人、金融家和自由職業(yè)者。他們要求限制王權(quán)，增強議會的權(quán)力。他們大多也是國教徒，但思想觀念略為靈活，要求實行宗教寬容政策，只是對天主教同樣滿懷仇恨，一如托利分子。1678年至1681年間，圍繞著“排除法案”等問題，托利黨和輝格黨的確有分歧：輝格黨人希望將詹姆士二世排除在外；而托利黨反對這樣做。1688年，為了避免天主教的全面復辟，兩派的領袖捐棄前嫌，聯(lián)手發(fā)動政變，邀請荷蘭執(zhí)政者威廉武裝干涉英國內(nèi)政。

“光榮革命”的憲政意義，并不是一望而知的。大約一百年以后，柏克在《法國革命論》（1790）不厭其詳?shù)亟忉屵@一事件的歷史意義。他認為，此后在英國建立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君主立憲制，君主依然是權(quán)力的中心，政府向君主負責。這種政體其實符合洛克的政治主張：立法權(quán)歸議會，行政和聯(lián)盟權(quán)屬于君主。在約翰生、休謨、柏克等人看來，英國政體是由國王、上院和下院組成的，相互制約，國王是平衡上院貴族和下院平民的力量，既是立法機構(gòu)的一部分，又是唯一的行政首腦。如果說洛克的言辭可以代表輝格黨的理論主旨，我們也要看到，洛克的傳統(tǒng)同時也為托利分子所接受和發(fā)揮，有時很難在兩者之間作出簡單的區(qū)分。

威廉和安妮女王在位期間，輝格和托利兩黨有時合作，有時爭吵，輪流執(zhí)政，展開有理有據(jù)、聲勢洶洶的權(quán)力之爭，史學家稱之為“激烈的黨爭”（rage of parties）。安妮女王病危之際，根據(jù)1701年通過的《繼承法案》（Act of Settlement），英國王位應當由漢諾威王室繼承，以哈利（Robert Harley）和博林布魯克為首的托利黨人曾企圖政變，邀請流亡國外的王位覬覦者繼承王位，但他們最終顧全大局，主動放棄了政變。登基之后，喬治一世痛恨哈利和博林布魯克，托利黨人因之失寵，這一稱呼也就大大貶值了。不妨說，1714年之后，輝格黨取得了絕對的政壇勝利，托利黨則被推到政治角力場的邊緣，自此，成了一個永久的反對黨。據(jù)統(tǒng)計，其在下院中的人數(shù)，是穩(wěn)步下降的。1715年大選后，托利黨有二百十七人；1722年之后，一百七十八人；1727年后，一百三十人。接下來的幾年，這一數(shù)字略微穩(wěn)定下來，1734年大選后，一百四十九人，1741年選舉后，一百三十六人。接著，再次下降：1747年選舉后為一百十七人，1754年選舉后，一百零六人（Frank O’Gorma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Arnold, 1997, p149）。總之，世紀初期的“激烈的黨爭”漸漸平息，不過，輝格黨明白政治斗爭的奧妙，故意將托利黨的抵抗妖魔化，將其惡意描繪成一個充滿陰謀詭計的政黨，與詹姆斯二世黨串通起來，屢屢謀劃叛亂。

此時，托利和輝格兩黨的人員構(gòu)成，也發(fā)生了較大變化。大致而言，那些入主或者企盼入主中央政府的政客，往往被稱為“輝格黨人”（從這個意義上說，當時的首相沃爾浦爾是輝格黨人；他的反對者，如切斯特菲爾德伯爵，或者皮特者流，也統(tǒng)統(tǒng)算作輝格黨人），而那些自愿留在地方政府、不時地批評中央或者宮廷的政客，則被目作“托利黨人”，約翰生稱之為“鄉(xiāng)村紳士”中的反對派。在十八世紀前半的議會中，這些“獨立議員”大約有二百五十人。光榮革命后，下院在英國政治經(jīng)濟生活中的地位上升，成為權(quán)力斗爭的中心。下院若要正常運行，須爭取和贏得這批“鄉(xiāng)村紳士”的支持。1714年以前，“鄉(xiāng)村紳士”中還包括一些自認為是輝格黨分子的。后來，隨著沃爾浦爾取得霸權(quán)地位，“鄉(xiāng)村紳士”中比較積極的輝格黨分子，也被收編為政府的追隨者，剩下來的鄉(xiāng)村反對者，也就是約翰生所認同的“托利黨人”。當然，其中有些托利黨人也進入下院，不同于宮廷托利黨，他們的目的不在于擠入政府之要職，而是保持他們在地方上的影響和身份。這些托利黨分子常常孤立不群，懷疑政府的任何政策。一般的職業(yè)政客來來去去，而這些托利黨人則受到選民的歡迎、常常連任，他們對自己的“國民”黨身份頗為自豪（Donald J. Greene, The Politics of Samuel Johnson, 2nd ed.,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9-13）。

約翰生和“在野或者地方”的托利黨人之間，的確有許多共同之處：比如要求增加選舉的次數(shù)；反對消費稅；痛恨常備軍；批評腐敗和恩俸問題。在議會中的辯論中，這些問題常常導致托利黨人和輝格黨人的明顯分歧。約翰生所認同的“鄉(xiāng)村”反對派試圖通過地方法案、縮短議會（以“三年期法”，甚至“一年期法”，來替代當時實施的“七年期法”）等措施來根除腐敗，同時主張解散或者大幅削減常備軍。他們堅信，最小的政府也是最好的政府，推崇自足自給的經(jīng)濟模式，反對無節(jié)制的殖民擴張。約翰生在1750年代寫過幾篇同農(nóng)業(yè)、民兵法案和對外殖民政策相關的文章，其主要觀點同上述主張十分契合。

“宮廷和地方”，“在朝和在野”，不僅是時人的說法，《約翰生傳》中有言，“托利黨是不在位時的輝格黨，輝格黨是在位時的托利黨”（92頁），甚至后來的歷史學者也認可。畢竟，1714年后，王位繼承、宗教和外交政策等黨爭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決。但不可否認的是，托利黨作為一個有效的政治實體，一直存在到1750年代末。在某種程度上，詹姆斯二世黨和托利黨，共同構(gòu)成了輝格黨霸權(quán)的真正威脅。在十八世紀前半的屢次選舉活動中，政黨問題的分野非常明顯，選民的黨派意識和熱情十分濃厚，令人印象深刻的黨派組織和活動，層出不窮，這些都足以說明黨派維度的重要性。若僅僅就倫敦地區(qū)的選舉活動而言，它只能在兩黨對抗的框架內(nèi)加以理解。換言之，盡管黨爭已經(jīng)不像以前那么激烈，輝格黨和托利黨之間的區(qū)別，仍然為理解早期漢諾威政治提供了基本的架構(gòu)。

要理解約翰生的托利情結(jié)，就得探究反對派立場之于他的影響。誠如格林所說，1714年至1760年間的“托利黨人”一詞，主要指“鄉(xiāng)村紳士”中的反對派。同時，我們必須看到，約翰生終其一生與許多輝格黨分子過往甚密，也認同和接納了他們的某些政治觀念。約翰生日漸成為一個思想獨立的文人，但當時輝格黨政客和知識分子內(nèi)部分裂成五花八門的派別，有以沃爾浦爾為首的官方或者宮廷輝格派，鼓吹自由主義的輝格黨反對派或者異議輝格黨，另外，還有一些慷慨陳詞但言不由衷的無黨派主義者。約翰生自稱“托利黨人”，可以同這些派別完全區(qū)別開來，更是為了突顯自己的反對立場，暢快地表達自己的觀點。當然，也不能否認，約翰生言談舉止中的確流露著較為濃厚的托利情愫。

約翰生為何看重反對派的立場？十八世紀的黨派沖突中，有一條政治原則漸漸被各方接受：對國王的政府加以抨擊，不失為一樁合法的行為。況且，十七世紀的政治慣例表明，“清君側(cè)”（清除那些“邪惡的大臣”）是臣民不容推卸的義務。反對派存在的理由，就是警告和監(jiān)督首相或大臣，否則他們會忘乎所以，罔顧國家和民眾的利益。1730年代，這一觀念甚至得到了御用文人的廣泛認可，沃爾浦爾倒臺后，大量的批評小冊子就是一個極好的證明。時人開始意識到反對派的憲政價值，也就是監(jiān)督和矯正的作用。1740年代，菲爾丁、蒲柏、約翰生等作家紛紛接受了黨派分裂的持久現(xiàn)實，在各自的作品中強調(diào)了反對派在維護議會和個人自由方面的重要作用。他們甚至認為（早在柏克之前），建立在政黨基礎之上有組織的反對派，能大大維系良好的政治體制。1750年代，由于英法軍事對抗，兩黨合流已成趨勢，有些作家甚至哀嘆反對派的缺席，他們告誡國民，反對派的消失可能會危及自由權(quán)利的保障。黨派之存在對英國人的生活，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由于黨派競爭，政治決策向公眾監(jiān)督敞開了大門，在任何政治活動中，一定程度的民眾參與是不可或缺的。兩黨各有自己的施政綱領，這就迫使政客們在地方和中央政府中進行公開辯論，證明他們的措施之合理性。政治家不僅需要在大選中獲得民眾的支持，而且還要在大選之間保持不斷的支持，它避免了統(tǒng)治秩序僵化為脆弱而狹隘的寡頭政治。這一段歲月，正是約翰生政治觀念的形成期。

塞繆爾·約翰生（Samuel Johnson）

1763年前的約翰生

就其經(jīng)歷看，約翰生的托利主義，是與輝格黨切磋、摩擦和碰撞中而生成的。

鮑斯威爾推測，約翰生的政治觀念來自他父親的影響，或者，也有人說，約翰生受到小學啟蒙老師的影響。《傳》中有言，約翰生的父親“是個熱誠的高教會派信徒，鐵桿保王分子，對不幸的斯圖亞特王室一直戀戀不舍，盡管經(jīng)過權(quán)宜與必需的詭辯，他勉為其難地立下了現(xiàn)行政權(quán)強加的誓言”（11頁）。也就是說，他差不多是一個“拒絕宣誓者”。其實，約翰生的托利情結(jié)，也可以追溯到他早年的生活經(jīng)歷。坐落在利奇菲爾德鎮(zhèn)的圣瑪麗和圣查德教堂，在內(nèi)戰(zhàn)中被清教徒摧毀，而這些曾經(jīng)是文化和文明的象征，寄寓了當?shù)厝松詈竦淖诮糖楦校焕娣茽柕骆?zhèn)的大戶人家以及他們的鄰居，在內(nèi)戰(zhàn)中也歷盡顛沛流離。日后，約翰生同鮑斯威爾結(jié)伴游歷蘇格蘭，發(fā)現(xiàn)圣安德魯教堂已經(jīng)被激進的宗教改革人士搞得殘垣斷壁，他為此“大發(fā)感觸，義憤填膺”。

不過，約翰生周圍有許多親戚朋友，都屬于輝格黨人，約翰生同他們交往甚密，深受其熏染。十六歲時，約翰生到表兄福特家做客，這極大地拓展了約翰生的社交和思想。約翰生的表兄正當而立之年，風流倜儻，才智過人，任劍橋大學的學監(jiān)，頻頻造訪倫敦，跟切斯特菲爾德伯爵（約翰生那封著名的“文人獨立宣言”，就是寫給此君的）也有私交。約翰生本來打算停留幾周，結(jié)果一呆就是十三個月。福特指導約翰生的學業(yè)，并且引領約翰生出入當?shù)孛鞯难鐣烷e談。另外，在家鄉(xiāng)或者附近地區(qū)，約翰生還有許多輝格黨朋友，他常常前往參加這些人的政治談論。奔赴倫敦之前，約翰生已經(jīng)對輝格黨人的觀點了然于心。約翰生后來回憶說, “曾經(jīng)有一位言辭激烈的輝格黨人，我常常與之爭論，但是當他死后，我的托利主義也就隨之淡化”。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約翰生當時只有十八歲，同輝格黨人的爭論，可以促進他的政治成熟；當然，這些衣食無憂之輩，在茶余飯后如何侈談“自由”和“愛國”，他也算是領教了。再者，這也說明約翰生的觀點在辯論時會更加極端，常常并非出乎本意。他有辯才，有時純粹為了壓倒對方而大放厥詞，顧不得說話的具體內(nèi)容。

更為重要的是，青年約翰生一度受博林布魯克的憲政觀念和“愛國者”宣傳的影響，并卷入到當時反對沃爾浦爾首相的派系斗爭中。如果說沃爾浦爾代表“宮廷或者官方輝格派”，普爾特尼和博林布魯克則領導了當時的“輝格黨反對派”。為了對抗首相濫用王權(quán)、操控議會等行為，兩位領袖希望聯(lián)合兩黨中的“鄉(xiāng)村”反對派，組成一支強大的新政治力量。博林布魯克大力抨擊政治腐敗和裙帶關系，似乎正是這些削弱了議會的自由和獨立；他要恢復光榮革命所確立的議會專有的憲政職能。各色反對派最終匯成了一個所謂的“寬底”（Broad-bottomed）的愛國者聯(lián)盟，其中既有輝格黨人，也有托利分子，甚至還有詹姆斯黨人，領頭人物是切斯特菲爾德伯爵等。他們不滿沃爾浦爾政府將反對派排擠出局，以“愛國”為旗幟，一心要彌合各派系間的分歧。

1730年代，斯威夫特、蒲柏等文人都加入此派，和當時的威爾士王子糾合一處，跟喬治二世勢不兩立。1737年，約翰生初到倫敦，曾跟“愛國者”派往來。他寫于同一時期的文字，同該派的論調(diào)息息相通。比如蒲柏在詩歌《一七三八》中借用賀拉斯來嘲諷當時的政治，而約翰生在《倫敦》（1739）一詩中則以朱文納爾為代言人表達自己的憤怒，嘆惋有德之士的見棄蒙羞。約翰生早期文字中充滿敵視西班牙和法國的情緒，如《布萊克傳》，意在激怒英國讀者，讓他們對西班牙同仇敵愾。約翰生早年對戰(zhàn)爭的認識不夠成熟，跟隨狂熱的民眾一起迫使沃爾浦爾最終不情愿地加入了英西戰(zhàn)爭。 

約翰生走向政治成熟，或許更與1741至1744年的經(jīng)歷相關。這一時期，約翰生參與編輯了《利利普特國的辯論》，簡稱《議會辯論》，主要是撰寫議會講演詞和報道議會辯論情況。在十七世紀，議會議事程序的保密性，為議員提供了一些對抗國王的保護；簡略的議會報告被批準后，才可以見諸報端。自從安妮女王登基后，《大不列顛政治狀況》和《歷史記錄》等刊物承擔報道議會辯論的任務。它們極其謹慎地刊登議會報告，一般都持偏袒政府的立場。隨著教育水平提高，公眾不再滿足于簡報，而要求更多地了解政府的決議和辯論。1730年代初開始，約翰生供職的《紳士雜志》和同其觀點相左的《倫敦雜志》開始對議會辯論進行報導。約翰生筆下的辯論和講演，涉及十七和十八世紀重大的主題：自由、民權(quán)、戰(zhàn)爭、法律、政府腐敗和常備軍隊等。英西戰(zhàn)爭，沃爾浦爾首相垮臺，都發(fā)生在這一時期，公眾對《紳士雜志》該欄目的興趣極為濃厚。通過《議會辯論》寫作，約翰生對政治的了解越來越多，能夠更全面地觀察歷史和現(xiàn)實政治，中立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十九世紀末以來，歷史學家對輝格黨政治家的實用主義，多持懷疑態(tài)度。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英國史學家納米爾（Sir Lewis Namier）采用極端實證的方法來研究1761年英國下院議員的政治觀念。納氏的研究表明，當時的政客多是淺薄之徒，一心中飽私囊，決不會為黨派原則所左右。支配十八世紀英國政客的，主要是個人和家族以往的恩怨和眼前的利益。另一方面，即便我們不能完全接受“輝格史觀”，也得承認，十八世紀的輝格黨在一定程度上愿意捍衛(wèi)自由和憲法，保護新教，拒斥詹姆斯二世主義，支持宗教寬容等原則，這些舉措并非僅僅是爭奪權(quán)力的遮羞布。沃爾浦爾首相的兒子看重“光榮革命”的意義，他的政治宣言如下：“據(jù)我所知，此一憲政是世界上最佳的政府形式，通過散播自由、保護財產(chǎn)和鼓勵商業(yè)，它使我們成為自由、富足和勝利之邦。”

這一傳統(tǒng)在“老輝格黨”中得到了最鮮明、最強烈的體現(xiàn)。在十八世紀，要獲得穩(wěn)固的議會多數(shù)，就需要有職業(yè)政治家團體來領導和指揮下院。喬治時代偉大的輝格黨政治家族及其朋友，自然少不了沃爾浦爾家族，佩勒姆家族，皮特家族，福克斯家族和德文郡家族等等。這些高門子弟展現(xiàn)出為國家而服務的理想，言談舉止中洋溢著政治領袖的眼界和情懷。可以說，他們的政治雄心和堅毅果敢，塑造了十八世紀英國議會的嶄新形象，否則，當時的議員多半會專注于純粹地方問題的推推搡搡。沃爾浦爾頗有一套“方針或者原則”，即為了確保國家利益，就必須致力于國際和平、國內(nèi)團結(jié)、經(jīng)濟繁榮和商業(yè)擴張。他的首要目標，是建立一個穩(wěn)定的政府，故不遺余力地捍衛(wèi)光榮革命和漢諾威繼承的遺產(chǎn)。他主張宗教寬容，始終捍衛(wèi)新教不從國教者的權(quán)利。約翰生本人由衷地承認沃爾浦爾的優(yōu)點，并稱他為“一顆恒星”（94頁）。沃爾浦爾管理下院，卓有成效，且任期極長，為未來的政治領袖佩勒姆和小皮特等樹立了先例。

沃爾浦爾倒臺后，“老輝格黨”的生命力依舊延續(xù)下去。沃爾浦爾的繼任者亨利·佩勒姆及其兄紐卡斯爾公爵，將輝格黨的資深政客組成了一個松散的團體，也就是所謂的“老幫派”（old corps）。他們大多是貴族出身，回顧起光榮革命的果實，常常躊躇滿志，喜不自勝，認為輝格黨有責任保護這一革命的憲政遺產(chǎn)。事實上，到1740年代，雖然輝格黨和托利黨之間的沖突仍然是十八世紀政治中最重要的分裂，但輝格派已經(jīng)不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政黨，而是一個以“老幫派”為核心的基礎廣泛的政治聯(lián)盟（146頁）。他們的存在給歷屆政府帶來了連續(xù)性和穩(wěn)定性，對此一時期英國政治的清明和穩(wěn)健，約翰遜和柏克都有一定的共識（1257頁）。

有時，輝格“老幫派”對君主采取輕蔑不屑的態(tài)度，甚至表現(xiàn)得好像是他們而不是君主在行使最終的權(quán)力。作為國王的大臣，他們享有崇高的尊嚴，常常或明或暗地向國王抗議，表示他只能聽取責任大臣的忠告，而不能聽取不向國會負責的王室親信的意見。在國王和大臣們之間的許多政治分歧中，前者屢屢被迫低下頭來，喬治二世在1746年向佩勒姆兄弟屈膝，就是一個例子。需要注意的是，“老幫派”并不希望已經(jīng)建立起來的平衡憲政嚴重脫離君主制的軌道。他們更傾向于君主的，而不是議會的權(quán)利。這些也都是約翰生愿意認同的，所以他才會說，托利和輝格只是名義上的區(qū)別：“明智的托利黨人和明智的輝格黨人，我相信，意見是一致的。他們的原則是相同的，盡管思維方式不同。”（1271頁）

“老幫派”認為，柏克意義上的自然貴族和合法、有效的君主制之間，不存在明顯的矛盾。他們接受國王被征求意見的權(quán)利，并負有對國家事務的監(jiān)督之責。他們認識到，在大多數(shù)問題上，國家事務的最終正式?jīng)Q定權(quán)掌握在國王手中。難怪，約翰遜極力主張，一位心懷百姓利益的君主不能不獲得議會的贊同，同時，“一位能干的君主......可以，而且應當，成為他自己行政的指導靈魂指導精神；簡言之，是他自己的大臣”（497頁）。實際上，早在1750年代，忙于編寫字典的約翰生就已經(jīng)認可了主流政治（尤其是“老幫派”）觀念，越來越堅持務實、穩(wěn)健的立場。他后期的保守立場，并非是1763年接受恩俸的結(jié)果。

約翰遜和“老輝格黨”、“新輝格黨”，以及輝格黨反對派（尤其上面提到的“愛國者”）的摸爬滾打中，豐富了自己的政治經(jīng)驗。1744年之后，約翰生逐漸擺脫了輝格黨反對派的影響，進一步樹立起自己的“托利主義”。他在《英語詞典》中對“托利黨人”的定義有一點非常重要：效忠于國教。約翰生相信國教乃是中道；不像天主教總是充滿迷信，也不像不從國教者那樣詆毀宗教傳統(tǒng)，過度重視個人之體驗。約翰生尊重國教中的等級制度，這些恰恰是神職權(quán)威和秩序的象征。約翰生相信國教，欲保持國教在國家政治中的地位，這是他一生不變的信念。約翰生晚年第四次修訂《英語詞典》時，增加了許多為國教辯護的“文選”。即使在最極端的文字中，約翰生也從來不攻擊教會人員。如果說字典的說法尚不足以表明約翰生的觀點，那么在鮑斯威爾的糾纏下，他曾經(jīng)談過兩黨關于宗教問題的不同: “他們在教會問題上也有分歧。托利黨人不贊成給教士更多的合法權(quán)力，但希望教士有一種建立在輿論基礎之上的相當大的影響力，輝格黨人則主張帶著一種狹隘的嫉妒心限制、監(jiān)視教士。”（1271頁）

托利分子多是堅定的英國國教徒，其核心思想支柱就是捍衛(wèi)國教。約翰生曾經(jīng)對鮑斯威爾說過，自己會奮不顧身地恢復國教的教士代表大會（Convocation）的地位（377頁）。 在約翰生看來，教士代表大會的作用，一點也不亞于上下兩院。當時，輝格黨故意阻撓國教大會，以此防止極端的托利分子借機進行反對漢諾威王室的行動。雖然托利黨與輝格黨一致認為，宗教迫害是錯誤的，但他們對援助和鼓勵不從國教徒的某些立法措施，采取不同的態(tài)度。托利黨人強烈地反對1736年的“貴格十一稅”（Quaker Tithes）法案和1753年的“猶太人歸化”（Jewish Naturalization）法案。托利黨人真誠地希望，一度昏睡的國教精神可以被喚醒，成為民眾抗議和國家復興的強大武器。這是他們最大的力量，卻也嚴重損害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因為漢諾威王朝的前兩位君主都是路德教徒，他們對托利黨堅定的英國國教感到厭惡。喬治一世尤其熱衷于促進新教教派之間的團結(jié)，不喜歡托利黨在此類問題上的僵化立場。

尾聲

約翰遜的定義，似乎彌合了兩黨之基本原則的沖突，其實，這也是當時民眾的主流看法之一。在這背后，一個重要的歷史語境不該被忽視：1745起義的失敗以及隨后詹姆斯二世黨路線的消失，嚴重削弱了托利黨的存在。在1750年代，托利黨的凝聚力開始明顯地衰減。從長遠來看，由于屢屢的受挫和失敗，新一代托利黨人感到身心疲憊。1751年威爾士王子（未來的喬治三世之父）的去世，意味著托利黨人在這一屆或下一屆的統(tǒng)治中，失去了強大的權(quán)力支撐。接下來，英法“七年戰(zhàn)爭”期間，舉國迫切需要團結(jié)起來、一致對外，這就敦促兩黨（尤其是托利黨）立即結(jié)束舊的黨派仇恨。因此，托利黨開始淡化他們在漫長的反對派歲月中，鍛淬出來的高教會、民粹的和反政府的態(tài)度。此外，在老皮特（約翰生稱之為“一顆流星”，94頁）身上，托利黨人終于找到了一個對待他們既認真又體貼的大臣。托利黨還注意到，1755年夏天，老皮特在萊斯特王宮深得愛戴，喬治三世就是在這里接受政治教育的。當時的皇太后不允許未來國王的宮廷被用于政治目的。所有這些也許是托利黨人在未來政治生涯中被解除禁錮的契機。

在這樣的背景下，議會中的托利黨開始減少對政府外交政策和戰(zhàn)爭舉措的大肆攻擊。作為回報，皮特開始勸誘托利黨人不要一味反對政府。經(jīng)過數(shù)年痛苦的重建，一個穩(wěn)定的聯(lián)合政府得以建立，也就是，1757-1761年的皮特-紐卡斯爾內(nèi)閣。1757年《民兵法》之實施，再次賦予托利黨在地方的重要軍事職能。托利黨人團結(jié)在新內(nèi)閣周圍，為老皮特的愛國主義之勝利而歡欣鼓舞，對他專注于海戰(zhàn)的策略而大加贊賞。1760年，喬治三世繼位，正式結(jié)束了他們遭禁錮的政治生涯，老托利黨也就徹底解體了。它的一些成員來到宮廷，其他人加入了各種輝格黨組織之一，而少數(shù)人留在了他們傳統(tǒng)的、熟悉的反對派世界（Frank O’Gorman, pp.151-152）托利黨并沒有作為一個政黨參加1761年大選。到1763年，“托利黨”這個詞已經(jīng)沒有任何意義了。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約翰生畢竟不是政客，他并非下院的議員，甚至沒有參加過投票。這可以解釋，為什么約翰生的觀點既有同議會中托利黨人契合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1756年4月到10月，當托利黨減緩對政府的攻訐之際，約翰生為《文學雜志》（Literary Magazine）寫了一系列的文章，他極有可能是該刊物頭四、五期的主編。約翰生有意識將一些戰(zhàn)爭材料和政府文件公布于眾，希望讀者參考并且自己斷決真?zhèn)危@是在跟托利黨唱反調(diào)。皮特投靠紐卡斯爾公爵之前，曾經(jīng)領導了一些抵抗政府的反對派活動，但當他從反對派轉(zhuǎn)為政府首腦時，就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措施。對比之下，約翰生之于戰(zhàn)爭和殖民地爭奪的看法，幾乎不為所動。另一個例子是，以皮特為首的反對派，猛烈攻擊英俄、英和黑森-卡塞爾之間的互助條約，反對將漢諾威的軍事事宜深深卷入英國事務中，尤其反對依賴外在武裝結(jié)盟。就此而言，約翰生贊同皮特，因為此時他們都秉持反政府的立場。約翰生的出發(fā)點仍然是他心目的“托利主義”，不愿意涉入到歐洲事務中；而作為反對派的皮特，則出于使紐卡斯爾內(nèi)閣難堪的目的。幾個月后，皮特在的新聯(lián)合政府中掌握了政局，立即一百八十度大轉(zhuǎn)彎地改變了立場。不妨說，約翰生的托利主義不盡然是一種政治立場，它更像是針對社會轉(zhuǎn)型所表現(xiàn)出來的一種文化或者思想態(tài)度。1763年之后的約翰生，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