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天雄評《巴比倫怪物》｜亂世危局中的警匪江湖
《巴比倫怪物：魏瑪共和國犯罪鑒證實錄》，陸大鵬著，上海譯文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468頁，88.00元
2017年10月，由德國著名導演湯姆·提克威（Tom Tykwer）掌鏡的電視連續劇《巴比倫柏林》（Babylon Berlin）一經開播，即憑借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動人心魄的視聽效果和精良考究的服化道具，在全球范圍內俘獲大批劇迷，如今已更新至第四季。作為史上耗資最大的德語劇集，《巴比倫柏林》以魏瑪共和國為時代背景，通過刻畫柏林警探的破案行動，為觀眾呈現了納粹崛起前夕德國首都暗流涌動、云譎波詭的社會氛圍。盡管該劇由福爾克爾·庫切爾（Volker Kutscher）的系列小說改編而成，但劇中人物大多有其歷史原型。青年學人兼資深譯者陸大鵬繼《德意志貴族：一個群體的生活、歷史與命運》之后，推出了又一部力作《巴比倫怪物：魏瑪共和國犯罪鑒證實錄》，旨在幫助中國觀眾了解劇情背后的史實細節。此書聚焦1918至1933年間的德國警務與驚天罪案，從刑偵角度還原了這一動蕩時期的黑白眾生相。
電視劇《巴比倫柏林》中的魏瑪刑警形象，戴眼鏡者為奧古斯特·本達警長，其歷史原型為柏林警察局副局長兼猶太法學家伯恩哈德·魏斯
卷入革命內亂：共和國早期的柏林警察與政治謀殺
1918年11月初，“一戰”戰敗的德意志帝國行將就木，無力阻擋洶涌而至的革命浪潮。“十一月革命”以基爾水兵起義為導火索，在工人和士兵的熱烈擁護下，迅速擴散至全國，從而導致君主政體土崩瓦解。11月9日，末代宰相馬克斯·馮·巴登親王（Max von Baden）宣布德皇退位，并將最高權力讓與左翼溫和派領袖、社會民主黨主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委托后者安撫民眾、維持秩序。同日下午，社會民主黨議員菲利普·謝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在國會大廈陽臺上宣告“德意志共和國”成立。耐人尋味的是，艾伯特領導下的社會民主黨并未謀求深度變革，而是同右翼軍政要員和資產階級精英達成合作，努力確保政權平穩過渡。這也意味著，對民主制度絕無好感的保守主義官僚隊伍，被完好無缺地保留了下來。在艾伯特看來，使國家恢復運轉乃當務之急，而戰后重建工作迫切需要前朝官員的社會聲望、專業知識與行政經驗。至1919年夏，隨著國民會議的順利召開與民主憲法的正式頒布，魏瑪共和國初具雛形。
然而，作為軍事失利和政治妥協的權宜產物，共和國在誕生之際，承受著左右激進勢力的雙重攻擊。負責首都治安的柏林警察局，順勢成為各方角力的舞臺焦點。1919年1月，對新政權心懷不滿的柏林警察局局長、左翼革命黨人埃米爾·艾希霍恩（Emil Eichhorn）被普魯士邦總理兼內政部長保羅·希爾施（Paul Hirsch）解職。左派激進分子將此舉視為嚴重挑釁，繼而發動“斯巴達克起義”，企圖效仿俄國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在此期間，前來鎮壓的政府軍包圍并攻克了由起義者把守的柏林警察局大樓。數月之后，魏瑪當局于6月28日，同協約國簽署《凡爾賽和約》，其懲罰性條款令極右派人士群情激憤。1920年3月，為了反抗協約國提出的裁軍要求，東普魯士土地局局長沃爾夫岡·卡普（Wolfgang Kapp）聯手國防軍第1集團軍司令瓦爾特·馮·呂特維茨（Walther von Lüttwitz）發起軍事政變，調遣志愿軍團占領柏林政府區。由于缺乏文官支持，“卡普政變”在數日之內便以失敗收場，但同情右翼勢力的軍方和警察均拒絕幫助民主政府。對后者而言，軟弱無力的共和國不過是舊帝國的拙劣替代品，本身并無合法性。
1919年斯巴達克起義期間遭炮火損毀的柏林警察局大樓
除了武裝政變，極右團體還將矛頭指向“背叛民族”的政府高官，策劃了一系列臭名昭著的政治謀殺。1919年2月21日，圖勒協會（Thule-Gesellschaft）成員、前巴伐利亞王軍近衛步兵團少尉安東·馮·阿爾科-瓦萊伯爵（Anton Graf von Arco auf Valley）在慕尼黑當街擊斃獨立社會黨人、巴伐利亞自由人民邦總理庫爾特·艾斯納（Kurt Eisner）。1920年初，人民法院（Volksgericht）以謀殺罪判處阿爾科伯爵死刑，但在巴伐利亞司法部長恩斯特·穆勒-邁寧根（Ernst Müller-Meiningen）的干預下改為無期徒刑。1924年，阿爾科伯爵獲釋出獄，后于1927年被赦免。1920年1月26日，曾代表德國簽署停戰協議的天主教中央黨政治家、財政部長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Matthias Erzberger）在柏林莫阿比特區遭極右分子槍擊致傷。次年8月26日，劫后余生的埃茨貝格爾不幸倒在“領事組織”（Organisation Consul）刺客的槍口之下。1922年6月24日，該組織又在柏林街頭刺殺了主張履行《凡爾賽和約》的猶太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盡管上述案件激發了德國民眾的國家認同感、催生出具有開創意義的《共和國保護法》（Gesetz zum Schutz der Republik），但不可否認的是，警察系統和司法機關的右傾立場，客觀上助長了右翼激進分子的囂張氣焰。
置身多元社會：黃金年代的警務工作與犯罪世界
1924至1929年間，得益于“道威斯計劃”提供的外國貸款，以及國際形勢的顯著改善，魏瑪共和國經歷了短暫的政治穩定、經濟復蘇和文化繁榮，因而該時段又被稱作“黃金二十年代”。在社會民主黨政治家、普魯士內政部長卡爾·澤韋林（Carl Severing）的規劃指導下，柏林警察隊伍得以高效重建，極大地增強了德國人民的安全感。1925年5月20日，普魯士官方以柏林刑警為核心班底，牽頭組建了普魯士邦刑警總局（Preu?isches Landeskriminalpolizeiamt，LKPA），致力于加強邦內乃至全國各地的警務聯絡。1926年9月25日至10月10日，澤韋林在柏林會展中心舉辦首屆國際警察展（Internationale Polizeiausstellung），向公眾展示德國警察的發展歷程、工作流程與最新裝備。此次大展吸引近五十萬人參觀，可謂盛況空前。為了培養符合現代需求的警務人才，普魯士當局還于1927年，在柏林-夏洛騰堡地區建立了設施精良的警察學院（Polizei-Institut），下設國家法與警察法、專業心理學與教育學、歷史學與社會學、組織應用學、犯罪學等多個專業。
柏林警察內部分支眾多，包含治安警察、刑事警察、政治警察等不同類型，而《巴比倫怪物》一書主要關注傳奇警探恩斯特·甘納特（Ernst Gennat）及其領導下的刑警謀殺調查科。身為柏林普勒岑湖監獄長之子，甘納特的職業生涯起步于德皇統治的1904年，并在魏瑪時期迎來巔峰。為了加強刑偵工作的協調性，他在科內成立了“謀殺案中央調查組”（Zentrale Mordinspektion），并建立起規模龐大的兇案數據庫，系統整理國內外案件材料與人員信息。在刑偵技巧上，他結合多年辦案經驗，制定了完善的調查取證規則，同時強調尊重罪犯人格、掌握犯罪心理的重要性。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甘納特還設計改裝出一輛謀殺調查執勤車（Mordauto），車內配有完善的辦公器材與鑒定設備。上述革新舉措為柏林刑警帶來了極高的破案率。據統計，“謀殺案中央調查組”在1928年全年共接手四十起謀殺案，其中三十九起在一年內偵破，而甘納特本人在其三十余年的從警生涯中，一共偵破了兩百九十八起謀殺案，令人嘖嘖稱奇。
傳奇探長恩斯特·甘納特（左二）與謀殺調查科成員在晨會上檢查隨身武器
魏瑪共和國的社會文化以吐故納新、開放包容著稱，從而賦予警務工作以現代色彩。早在1920年，柏林警局即已意識到媒體的影響力，并為此組建了處理公共關系的新聞部門。除此以外，柏林刑警還廣泛利用報紙、廣播、電影、海報等媒介，向公眾通報案情、征集線索。另一方面，不少媒體為了吸引大眾眼球，往往會用夸張手法表現兇案細節，借以制造驚世駭俗、聳人聽聞的戲劇效果。寬松活躍的社會氛圍不僅改變了警務人員的工作方式，還為法庭記者和刑辯律師提供了施展才華的絕佳舞臺。由《福斯報》（Vossische Zeitung）記者保羅·施萊辛格（Paul Schlesinger）與莫里茨·戈爾德施泰因（Moritz Goldstein）撰寫的庭審報道，是人們了解時事動向、接受公民教育的重要渠道；以埃里希·弗賴（Erich Frey）和馬克斯·阿爾斯貝格（Max Alsberg）為代表的精英律師，則憑借高超的刑辯技藝，向人們展現了“證據至上、疑罪從無”的法治精神。
1927年的柏林刑警謀殺調查車
當然，處于新舊交替階段的魏瑪文化并非全然理性，神秘學與玄學的大行其道即為明證。德奧地區的神秘主義復興源自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仍有強大影響力。彼時，神智學、人智學、占星術、探測術等超自然學說廣受歡迎，甚至被人們奉為“嚴肅科學”，成為專家學者的研究對象。針對疑難案件，無計可施的警方偶爾也會訴諸“刑偵通靈術”（Kriminaltelepathie），邀請靈媒大師協助破案，據稱效果不俗。本書收錄的重大案件，囊括連環兇殺案、復仇殺人案、財物偷盜案、經濟詐騙案等多種類型，折射出共和國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其中，“法爾肯哈根湖連環殺人案”“奧皮茨搶劫殺人案”和“警察殺人案”的作案者，均為身心飽受摧殘的“一戰”老兵，而其他案件中的施害者，也大多屬于社會邊緣群體，如常業慣犯、破產商人、精神病患、同性戀者、落魄貴族、投機分子等。
靈媒伊麗莎白·君特爾-格弗斯（穿黑裙者）協助警方偵破一起搶劫謀殺案，約1925年
除了單人作案，魏瑪時期的有組織犯罪也相當猖獗。歷史上，德意志地區的民間結社傳統可以追溯至中世紀晚期，而在形形色色的私人社團中，作奸犯科者始終存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德意志帝國出現了首批現代意義上的黑幫團伙。此類幫會一般由刑滿釋放人員組成，且具有合法社團身份，主要從事博彩業、色情業、販毒等犯罪活動，鮮少傷人性命。到了亞文化群體層出不窮的1920年代，德國黑幫勢力擴張迅速，遍及柏林、慕尼黑、萊比錫、科隆、漢諾威等各大城市，其中又以活躍于皇城根下的柏林黑幫名頭最響。各地幫派通過組建聯盟、召開大會等方式保持密切聯絡，甚至將觸角伸向海外，同他國黑幫互通有無。幫會組織奉行“盜亦有道”的江湖規矩，為成員提供完善的福利保障，此外還組織休閑觀光和節日慶典。由于魏瑪政府內外交困、自顧不暇，形形色色的黑幫團伙得以“野蠻生長”，進而形成一個快意恩仇、亂中有序的地下社會，并與警方維持著一種微妙的黑白共生關系。
遭遇極權統治：政治暴力與警察系統的納粹化
1929年10月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使本就脆弱的魏瑪共和國陷入財政崩潰、政治極化的危險境地。1929年至1932年間，德國人均國民收入下降百分之四十一，失業人數從兩百八十五萬飆升至六百一十多萬。隨著絕望情緒的廣泛蔓延，位于政治光譜兩極的納粹黨與共產黨，開始吸引越來越多的參與者，各自積蓄著力量。與此同時，黨派間的暴力沖突也愈發激烈，令各地警察焦頭爛額、不堪重負。在1930年9月14日的全國大選中，納粹黨取得驚人突破，狂攬六百四十萬張選票與一百零七個議席，一躍成為國會第二大黨。該選舉結果充分表明，議會民主制賴以維系的政治共識早已不復存在。為了穩定局勢，魏瑪政府不惜背棄憲法原則、擁抱威權主義，逐步滑向總統獨裁制，最終為希特勒上臺鋪平道路。
1932年7月17日，納粹黨與共產黨的械斗火并，在普魯士境內的阿爾托納地區（Altona）迎來高潮。是日下午，七千余名沖鋒隊員在游行穿越當地工人街區時，遭共產黨人武力反抗，雙方當即展開混戰。此次沖突共造成18人死亡，史稱“阿爾托納血腥星期天”（Altonaer Blutsonntag）。事件發生后，與納粹黨暗通款曲的右翼總理弗朗茨·馮·帕彭（Franz von Papen）借機干預，以打擊政治暴力、防范德共奪權為由，于7月20日強行解散普魯士邦政府，將邦總理奧托·布勞恩（Otto Braum）和內政部長澤韋林雙雙免職，從而瓦解了社會民主黨的執政根基。同日，普魯士警察領導層亦遭清洗。在國防軍的武力威脅下，柏林警察局局長阿爾伯特·格熱辛斯基（Albert Grzesinski）、警察局副局長伯恩哈德·魏斯（Bernhard Wei?）和警隊指揮官馬格努斯·海曼斯貝格（Magnus Heimannsberg）被迫交權，魏瑪共和國由此失去了其最為堅定的捍衛者。
柏林警隊指揮官馬格努斯·海曼斯貝格（左）與警察局副局長伯恩哈德·魏斯（右）
頗為諷刺的是，帕彭策劃的“普魯士政變”（Preu?enschlag）不僅沒有給德國帶來公共安全，反而令納粹黨更為肆無忌憚：在1932年7月31日的全國大選中，納粹黨憑借百分之三十七點三的選票和兩百三十個議席，晉升為國會第一大黨。8月9日至10日夜間，五名沖鋒隊員在東普魯士的波滕帕村（Potempa）虐殺波蘭裔共產黨員康拉德·皮徂赫（Konrad Pietzuch），引發舉國轟動。8月22日，博伊滕地方法院（Landgericht Beuthen）援引《帝國總統反政治恐怖法令》（Verordnung des Reichspr?sidenten gegen politischen Terror），判處兇手死刑。然而，面對納粹宣傳機器的輿論攻勢，帕彭政府態度軟弱，于9月2日推翻法院判決，將其減為終身監禁。1933年1月初，在總統保羅·馮·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身邊一小撮保守派權貴的撮合下，帕彭同希特勒展開秘密談判，試圖通過拉攏納粹黨，以共和之名行專政之實，繼而克服政治分裂、擺脫經濟困境、復興民族精神。1月30日，興登堡根據幕僚們的建議，任命希特勒為總理，從而標志著德國邁入極權主義新時代。
納粹黨奪得政權后，立即對警察隊伍進行“一體化”（Gleichschaltung）改造。1933年2月，希特勒的親密戰友、普魯士代理內政部長赫爾曼·戈林（Hermann G?ring）發布指令，要求警務人員同沖鋒隊和黨衛隊建立緊密合作、攜手打擊“國家公敵”，同時委派親信庫爾特·達呂格（Kurt Daluege）改組治安警察。4月26日，戈林成立了秘密國家警察辦公室（Geheimes Staatspolizeiamt，Gestapa），負責監視并清除政治對手。1936年6月17日，希特勒任命黨衛隊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為德國警察總監（Chef der Deutschen Polizei），使其統一指揮全國警察力量。6月26日，希姆萊將警隊編制劃分為秩序警察（Ordnungspolizei，Orpo）與安全警察（Sicherheitspolizei，Sipo）兩大類別。前者由達呂格領導，包含治安警察、交通警察等常規警種；后者由萊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領導，下轄刑事警察和秘密國家警察。9月20日，帝國內政部頒布法令，取消了各邦刑警的組織獨立性，并于1937年7月16日組建帝國刑警總局（Reichskriminalpolizeiamt，RKPA）。1939年9月27日，經希姆萊批準，安全警察與黨衛隊保安處（Sicherheitsdienst，SD）合并為帝國安全總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RSHA），刑事警察與黨衛隊至此實現全面融合。
1933年春，柏林警察和沖鋒隊聯手鎮壓納粹政權的反對者
在第三帝國時代，德國警察徹底淪為極權政府的暴力工具。為了加強社會管控、奴役人民群眾，納粹當局依托龐大警力，將“預防性監禁”（Vorbeugungschaft）原則運用到極致，對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敵人和普通犯罪分子展開“法外治理”。“二戰”期間，德國警察充當了大屠殺的忠實執行者，在歐洲大陸犯下累累暴行。回溯歷史不難看出，警察作為一線執法單位，是國家政治體制的核心載體，也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保障。魏瑪時期的德國警察盡管民主意識淡薄，但在法治環境中尚能做到規范執法、守護民眾安全。到了納粹時期，德國警察掙脫法律束縛、踐踏職業倫理、突破文明底線，終為世人所唾棄。《巴比倫怪物》一書中的豐富資料與鮮活敘事，足以讓我們對“例外狀態”下的人性掙扎、制度衰變和權力博弈，產生更為深刻的認知。